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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保护长江就是保护湖北的生命线

(发布时间:2018-10-03)

李兆华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江生态大保护,多次作出明确指示。省委书记蒋超良同志曾经指出,湖北在长江生态保护中处于特殊位置:“第一,长江流经12个省市,在湖北径流1060公里,是最长的一段。此外,湖北宜昌是长江三峡大坝所在地,我们要保证一江清水向东流。第二,南水北调的核心水源地在湖北丹江口库区,我们要保证一湖净水往北送。第三,湖北也是千湖之省,‘千湖’的环境保护责任重大。第四,湖北江汉平原是中国两大黑土地之一,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保证粮食安全责任重大,这也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长江是湖北的生命之河、文明之源,也是湖北走向未来的生态资本,保护长江就是保护湖北的生命线。
  一、长江是湖北的生命线
  一是孕育了史前文化。大约七千万年以前,囤积于四川盆地的雍水切开了长江三峡,浩荡的江水改道东流,润泽了横亘千里的云梦大泽。充足的水源孕育了湖北上古的稻作农业文明,新石器时期湖北先民各部落便开始在长江两岸耕种水稻。距今4600年前,石家河稻作区出现了三万多人的超级城邑,可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廓,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成为三星堆文化和楚文化的重要源头。
  二是培育了荆楚文明。公元前689年楚国建都湖北长江之滨的荆州,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楚国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经过800年的萃取沉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荆楚文明,既包含着“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也包含着“深固难徙”的爱国情操和“止戈为武”的和平情怀,奠定了南中国开放、进取、包容的文明底蕴。
  三是造就了鱼米之乡。公元345年,东晋开始沿江陵筑江堤,沙市以上堤段建成于唐代(公元618-907年)中期,北宋(公元960-1127年)中期后堤围逐渐向下游发展,大堤大致在元代(公元1279-1368年)初期形成规模。公元1542年,北岸最后一个分流口郝穴堵塞,大堤联成一线,全长124公里。这延续千年的工程,只建在长江北岸,庇护着江汉平原大粮仓,也保障了洞庭湖之北民众的生命安全,这就是历朝历代“舍南保北”的江防政策。没有这道堤,湖北就不是享誉天下的鱼米之乡,也没有“湖广熟、天下足”的历史地位。
  四是催生了近代工业。公元1861年,英国在汉口设立租界,1894年张之洞主持的亚洲最大的湖北炼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建成,湖北成为中国洋务运动和重工业重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推翻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办公,武汉一时“驾乎津门,直追沪上”。长江便利的交通和九省通衢的区位使湖北从晚清开始就成为我国内陆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
  五是凸显了区域优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的第一个大规模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就是湖北荆江分洪工程。湖北现已建成1.7万公里堤防、6459座水库、43个分蓄洪区、5.2万处泵站、2.3万座涵闸、557个万亩以上灌区、3690万千瓦中小水电装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把长江蕴藏的巨大能量转化为电能输送到全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把秦岭巴山的洁净水源汇聚到丹江口、配送到京津冀,形成了“三峡之电全国享用,湖北之水全国受益”的格局。
  六是提供了复兴资本。位于长江边的湖北省会城市武汉,是长江和汉江两江交汇之处,每年过境水量7300亿立方米,是世界各大城市中人均拥有水量最多的城市。美国《未来学家》杂志预测,武汉将以其无与伦比的优质水源而成为未来全球第二大超级城市。
  二、奋力修复守护长江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提出长江大保护的战略之后,湖北省即以“上游意识”进行工作部署,把“上游”责任扛在肩上,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一是科学谋划。湖北省坚持把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作为践行“四个意识”、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2016年4月,湖北提出了长江大保护的“上游意识”,并按照“查、关、治、罚、复、退”六字方针制定了环保专项整治行动计划。2017年1月,湖北在沿江省市率先编制实施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配套编制5个专项规划,用以指导全省各地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转型发展实践。
  二是铁腕治污。湖北省2017年出台了《长江大保护九大行动方案》,从森林生态修复、湖泊湿地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业污染防治和产业园区绿色改造、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九个方面全方位制定了长江大保护的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强力开展专项督查和整治,先后对全省658家化工企业和53个化工园区进行了排查整治,取缔长江干线非法码头367个,核查入河排污口1235个,关闭和搬迁禁养区畜禽养殖场4574个,拆除围网养殖118万亩,清理了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所有重化工及造纸项目。
  三是严格执法。2017年开始环保执法“双护双促”行动,全省各地环保部门共实施行政处罚案件3484件,罚款金额约2.53亿元,比2016年分别增长了1.1%和13.38%。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实施《环境保护法》四个配套办法和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数量共计910件,案件总数同比增长14.47%,其中按日连续处罚额增长14%,查封扣押案件增长48%,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案件增长42%。全省各地均建立了问题台账,实施销号管理,环保案件处理不到位,绝不销账。
  四是严肃问责。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17年4月将督察发现的18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我省后,省委、省政府立即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抽调专业人员组成18个调查组。根据查明事实,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对221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厅级干部26人,处级干部113人,乡科级及以下干部82人;给予党纪处分97人次,政纪处分101人次,组织处理36人次(其中免职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人。
  五是鼓励创新。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顶层设计,长江沿岸各地市针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大胆进行改革创新,形成了百花齐放、奋勇争先的工作局面。宜昌市开展了“清零行动”,决定关停搬迁沿江1公里内134家化工企业;黄冈市将369个项目列入“雷霆行动”十大专项整治清单;武汉市开展了“四水共治”行动,在探索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及生态补偿机制上为全国作出了示范。湖北在全国率先实施长江跨界断面考核,实现了长江干、支流跨市界和一级支流河口断面监测考核的全覆盖;率先建立了全覆盖的五级河湖长制和省市县乡四级河湖警长制;率先开展了生态红线划定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奋斗,初步成效已经显现。2015年长江干流湖北段只有7%的监测断面为II类优质水,2017年上升为50%。尤为可喜的是2017年湖北长江出境界面水质提升了一个等次,达到了II类,给下游省市提供了优质水源,交出了湖北长江大保护的靓丽答卷。
  三、长江大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一是水资源配置问题。湖北是长江、汉江的“洪水走廊”,水资源相对丰富。但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南北相差近3倍,全省水资源面临严峻形势,山丘区域存在工程性缺水、江汉平原存在水质性缺水,鄂北岗地存在资源性缺水。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业漫灌用水、工业直流用水、企业高耗水等传统用水方式,使水资源供给矛盾依然是制约湖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瓶颈。只有从产业布局调整和水资源配置优化两个方面综合施策,节约用水和智慧用水,才能确保长江碧水长流。
  二是支流水污染问题。2017年,湖北省主要河流断面中,水质劣于Ⅳ类的占13.4%,中小河流水质达不到Ⅲ类占评价河长的22%。长江巨大的水量稀释了支流污染物,也掩盖了支流污染的事实。我省长江支流中,山区河流一般比降大、流速快、污染物降解能力强,水质大多比较清洁,而平原河流流速慢、污染物在缓流河道累积叠加,水质普遍较差。所以,“十大标志性战役”要延伸到支流,特别是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地区的支流。
  三是中小湖泊退化问题。由于人口和农业压力,湖北省湖泊近60年来大量减少和萎缩,100亩以上湖泊从上世纪50年代的1332个减少为755个,面积从8528平方公里减少到2707平方公里。长江与湖泊是生态共同体,湖泊的消失和功能退化,必定会危及长江生态安全。目前洪湖、梁子湖等大型湖泊的保护行动纷纷展开,但在中小湖泊问题上还缺乏有力的行动和具体的措施。
  四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长江大保护中,最难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省境内,长江旗舰物种白鳍豚已经功能性灭绝,江豚也危在旦夕,中华鲟和白鲟的灭绝趋势已无法挽回,长江中下游的受胁物种有28种。湖北境内长江干支流与无数的浅水湖泊交织成一个复杂偶联的生态网络,很多鱼类特别适应于在季风气候与洪水泛滥中繁衍生息,养成了很多与洪水关联的繁殖习性。对中下游干流生物多样性衰退而言,江湖阻隔难咎其责,环境污染和酷渔滥捕也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
  五是四湖流域面源污染问题。四湖流域现有面积11547.5平方公里,占全省6.3%面积和8.7%的人口,生产了全省15%的粮食、15%的油料、23%的水产品、30%的禽蛋和25%的牲猪。但由于高强度的农业开发,使得四湖流域水环境容量已经超载;同时,由于我国的环境管理和技术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在解决农业环境问题上不仅技术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致使这里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叠加、新旧污染交叉、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并存,面源污染成为长江大保护的烫手山芋。不抓面源污染,长江很难干净。
  六是农田重金属污染问题。由于近半个世纪农药、化肥、除草剂的持续超量使用,难降解化学品在农田里日益富集,湖北平原地区土壤中,砷、汞、铅、镉四种重金属污染时有发生,已经影响到农产品安全。虽然重金属问题非常敏感,但这是长江大保护不能回避的问题。
  湖北需要长江浩荡的生命之水激荡这个英雄的时代。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坚持不懈地为之拼搏、奋斗!■
  (作者系湖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