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斌

　　孙中山先生考察欧美社会进化的事实，得出结论：“就是要把电车、火车、轮船以及一切邮政、电政、交通的大事业都由政府办理，用政府的大力量去办理那些大事业，然后运输才是很迅速，交通才是很灵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出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具体奋斗目标，激发起了一代中国人冲天的斗志和干劲。然而事与愿违，时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信事业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无根本改观。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远距离的联系主要还得依靠写信，某些重要信息甚至需要专人徒步去传递。我清楚地记得外婆去世时，报丧人不远三十里，风尘仆仆赶来我家的情景，本人也曾翻山越岭帮别人捎过口信。1980年我们村分配到了一部手摇式固定电话机，引得一村男女老少上千人口奔走相告。在社办企业跑业务、被公认为见过世面的堂叔摆弄了半天，总算跟外界通上了几句话，但那时一般村民不仅往外拨打不起电话，在外似乎也鲜有接听电话的对象。
　　1986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繁忙的劳作之余，一边参加湖北师院的中文函授学习，一边尝试写稿投稿。我通宵达旦点着煤油灯“爬格子”，隔三岔五跑到两公里外的邮票代售点去投寄，企图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尽管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也在正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但这条路却走不长远。
　　为了生计，我被迫单枪匹马远离家乡外出打工，一干就是数年。精神苦闷至极，索性又在一家打工杂志上刊登了一则交友启事，企图凭借媒体的力量给自己带来桃花好运。刚开始，果然有大量信函雪片般纷至沓来，令我挑三拣四、飘飘欲仙。谁知书信往来缓不济急，打工族又大多居无定所，原来的通信地址一旦变更，彼此就会从对方的视线中永远消失。眼看着来信回信越来越少，当最后一个铁杆笔友处于失联状态时，我一着急就给她发了一封只有一个字的电报——“盼”，结果却“盼”来了老家一封“母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社会上对通信的需求和要求节节攀升。邮政部门放开了快递业市场，陆续开办了特快专递、电子信函和邮政快件等业务。电信部门采用收取初装费、提高资费等过渡办法集纳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大规模的通信网建设，公用电话亭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农村里也破天荒出现了家庭电话。堂叔从社办企业下岗后，在圩场上创办了一间信息服务部，专门提供收费拨打和接听电话服务。
　　由于固定电话存在着诸多局限性，“BB机”“大哥大”“小灵通”和智能手机又先后应运而生。新事物以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取代旧事物。就这样，改革开放40年间，通信技术日新月异，通信成本一降再降，通信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完善，使用越来越简便，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过去只供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由此发生转变。如今，堂叔的信息服务部早已荡然无存，他改行做电商发了大财，开上了宝马，住进了豪宅。我也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借助“傻瓜式”的通信工具和多种多样的通信方式，干了许多以前想干而干不了的事，圆了年少时久违的梦，完成了从农民工到所谓专业作家的角色转换。■
　　责任编辑：姜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