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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通信方式变迁亲历记

(发布时间:2019-01-08)

王卫斌

  孙中山先生考察欧美社会进化的事实,得出结论:“就是要把电车、火车、轮船以及一切邮政、电政、交通的大事业都由政府办理,用政府的大力量去办理那些大事业,然后运输才是很迅速,交通才是很灵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出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具体奋斗目标,激发起了一代中国人冲天的斗志和干劲。然而事与愿违,时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信事业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无根本改观。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远距离的联系主要还得依靠写信,某些重要信息甚至需要专人徒步去传递。我清楚地记得外婆去世时,报丧人不远三十里,风尘仆仆赶来我家的情景,本人也曾翻山越岭帮别人捎过口信。1980年我们村分配到了一部手摇式固定电话机,引得一村男女老少上千人口奔走相告。在社办企业跑业务、被公认为见过世面的堂叔摆弄了半天,总算跟外界通上了几句话,但那时一般村民不仅往外拨打不起电话,在外似乎也鲜有接听电话的对象。
  1986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繁忙的劳作之余,一边参加湖北师院的中文函授学习,一边尝试写稿投稿。我通宵达旦点着煤油灯“爬格子”,隔三岔五跑到两公里外的邮票代售点去投寄,企图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尽管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也在正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但这条路却走不长远。
  为了生计,我被迫单枪匹马远离家乡外出打工,一干就是数年。精神苦闷至极,索性又在一家打工杂志上刊登了一则交友启事,企图凭借媒体的力量给自己带来桃花好运。刚开始,果然有大量信函雪片般纷至沓来,令我挑三拣四、飘飘欲仙。谁知书信往来缓不济急,打工族又大多居无定所,原来的通信地址一旦变更,彼此就会从对方的视线中永远消失。眼看着来信回信越来越少,当最后一个铁杆笔友处于失联状态时,我一着急就给她发了一封只有一个字的电报——“盼”,结果却“盼”来了老家一封“母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社会上对通信的需求和要求节节攀升。邮政部门放开了快递业市场,陆续开办了特快专递、电子信函和邮政快件等业务。电信部门采用收取初装费、提高资费等过渡办法集纳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大规模的通信网建设,公用电话亭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农村里也破天荒出现了家庭电话。堂叔从社办企业下岗后,在圩场上创办了一间信息服务部,专门提供收费拨打和接听电话服务。
  由于固定电话存在着诸多局限性,“BB机”“大哥大”“小灵通”和智能手机又先后应运而生。新事物以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取代旧事物。就这样,改革开放40年间,通信技术日新月异,通信成本一降再降,通信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完善,使用越来越简便,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过去只供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由此发生转变。如今,堂叔的信息服务部早已荡然无存,他改行做电商发了大财,开上了宝马,住进了豪宅。我也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借助“傻瓜式”的通信工具和多种多样的通信方式,干了许多以前想干而干不了的事,圆了年少时久违的梦,完成了从农民工到所谓专业作家的角色转换。■
  责任编辑:姜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