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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为何出现了改革的旁观者等5则

(发布时间:2019-01-30)

  为何出现了改革的旁观者
  陈培永在2018年10月8日《北京日报》撰文认为,当前,有这么一批人,自认为改革与自己无关,对改革并不构成阻力,但也没有参与热情。改革是大家的事情,为什么有些人甘愿当改革的旁观者呢?大体有这么几种原因:第一,认为改革是国家大事,自己只是一介小民,改革这样的大事自有人去忙活;第二,对各种改革能否给自己带来实惠信心不足,因而面对再热闹的改革也懒得去关心;第三,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很难直接触碰到一些人的利益,对与己无关的改革漠然视之,成为选择性旁观派;第四,反腐高压,没有了寻租机会,选择当庸官懒官,本来该是改革的实干家却成为改革的旁观派,等等。在改革问题上,持什么样的立场和观念,归根结底还是与利益相关。改革旁观派之所以出现,根本上还是因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看不到改革与自己利益有什么样的直接相关性。改革开放初期,利益相对集中,改革举措一旦定位准确,很容易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而今天利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具体的改革举措难以影响到那么多的社会成员,导致一些人认为改革离自己很远。其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努力使改革成果更公平惠及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从旁观派变成促进派。全面深化改革,是考验领导者、改革者智慧和勇气的大事,也是考验一个国家所有社会成员参与热情和行动能力的大事。我们不能认为有人去领导改革,有人去推动改革,自己不用努力就够了,如果都这样想,也就没有人真心去改革了。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结构及特点
  傅蓉、郭齐勇在2018年9月17日《北京日报》撰文指出,通过调查问卷探讨了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结构及其特点。选择频率最高的十项价值理念分别为:“孝顺父母”“独立自主”“遵纪守法”“人人平等,互相尊重”“勤俭节约”“实事求是”“夫妻和睦”“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公平正义”“宽以待人,将心比心”。从所选理念的来源来看,具有较强儒家文化特点并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动力特征的理念,如“孝顺父母”“勤俭节约”“诚实守信”“宽以待人”等选择频率较高。此外,“独立自主”“人人平等”“互相尊重”“公平正义”等带有明显现代色彩并具普遍价值的理念也排名靠前,为当代中国人所推崇。道家价值理念如“吃亏是福,知足常乐”“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无欲无求,得过且过”则未被重视。此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等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理念最高选择比例仅为2.5%,最不被当代中国人认可。从中国人价值取向维度来看,认同度最高的是家庭情感。在价值观结构中,修身与齐家的选择比例较高,治国平天下次之。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存在相当强度的道德内容。在调查中发现中国人价值观的改变。最为典型的是独立自主与遵纪守法,前者强调处事时的个体独立、自我决定及担当,彰显了个人意志,虽属传统价值理念之列,但更具现代色彩。另外,我们发现中国人价值观中出现了偏向现代西方的价值理念,即“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的“人人平等”与“公平正义”。
  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
  王小林在《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开发中形成了贫困治理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1)贫困的多维度定义。“贫”意指收入不足,与世界银行的收入贫困概念相接近; “困”意指人们处于一种自然、社会困境,如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养不好一方人的环境中,不能接受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的环境中等。“贫”与 “困”相互影响。(2)设置跨部门的减贫机构。贫困的表现和成因是多维度的,所以设置跨部门的政府减贫机构是多维度治理贫困的有效制度安排,这也是中国贫困治理的特色之一。(3)政府主导的循序渐进国家减贫战略。中国减贫战略是由本国政府主导,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国内的财力和可能的外援量身定做的国家减贫战略,而不同阶段的减贫战略都强调了政府主导贫困治理、开发式扶贫方针和多维度治理贫困的政策措施。(4)实施利贫性增长、包容性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利贫性增长 、包容性发展和多维度综合扶贫相结合的 “三个支柱” 政策体系是中国多年来坚持的贫困治理的根本经验。(5)建立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准识别、评估、考核、问责机制。在本轮脱贫攻坚战中,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落实脱贫任务,建立考核评估问责机制,确保战略和政策得到有效实施。(6)坚持自力更生,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宝贵知识财富,是中国在处理全球发展事务中的“软实力”。
  跳出经验主义牢笼看问题
  蔚智在2018年9月26日《环球时报》撰文认为,近年来,我们常受到一些经验主义概念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定势。这种“概念式”思维定势的基本逻辑在于以经验主义之已知判断中国发展之未知。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仍在于对未知领域的持续探索,当前持续深化改革的精髓在于对未知的探索并与未知共同成长。尽管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我们无法找到其他类似的国别或历史参照。但从当前发展趋势和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看,我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依然动力强劲,并且正形成一股新的发展潮流。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持续的改革所能拓展的新发展领域,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后,当前的改革在更加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进程中探索前行,中国特有的改革优势在于能够以低廉的制度成本推动改革前行;其次,市场经济改革至今,推动中国向未知领域探索进军的新一代企业家群体正迅速涌现,相对于第一代以“套利”为导向的企业家群体,新一代企业家更具市场开拓精神。中国在诸多新兴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正引发新的社会发展潮流;此外,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过程中,人们对新发展领域正进行重新定位,新的发展预期和认知正在形成,人们对于发展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有着新而深刻的认识,对这些未知领域的探索正为中国新一轮发展腾挪出崭新空间。
  直觉思维与决策的理性内涵
  白长虹在《南开管理评论》2018年第3期撰文指出,直觉思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其作用在发明、创造中尤为独特。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爱因斯坦就曾声言他相信直觉和灵感,并认为科学创造的道路首先是直觉的,而不是逻辑的。关于直觉思维,有学者认为它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也有学者指出过分相信直觉的危险,并把反直觉思考作为另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形式;还有学者指出,直觉思维最终要靠逻辑思维实现。近些年流行的设计思维说,其主张就是把创造性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起来。当然,当决策者面对环境不确定、信息不充分的条件时,信念、情怀、顿悟等直觉思维成分会在决策方案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在最终形成的决策方案中,只有手段——目的链能够连贯衔接,才能展现出决策的理性内涵。■
  本栏目编辑:曾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