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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住过的房子

(发布时间:2019-10-13)

郝敬东


  “房”:从户,音方。《说文解字》对其字形与字源的考释很贴切—— 一方百姓,一户老小,居家过日子,有房才可居,有居才为家,有家才叫过日子。
  童年时代,父母带着我们过日子,家里没有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子。那个时候,我们兄妹随着做乡村教师的父母,辗转于鄂西北荆山深处的多个乡村学校,虽非颠沛流离,却也是迁徙频繁。好在那时搬家简单,只需一根扁担,一只背篓,再请上一位老乡,有时甚至只靠我父亲一个人,挑起装着衣被的木箱,背上锅盆碗盏,在新学期即将开始的某一天,全家人便沿着崎岖山路向着新的地方出发了。少则大半天,多则一整天,我们便会来到另一所学校。父母会自己找到学校已经腾出来的一间土坯房,简单而迅速地拾掇物品,安顿好新家,我们便在又一个新环境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为使那间土坯房干净一些,母亲总会用糨糊粘上报纸贴在墙上,并特别注意在安放床铺的墙壁处贴好报纸后,再在报纸上贴一层光洁的白纸,我们兄妹常常在入睡前把脚蹬上去,高兴地打着脚的“响板”,不用担心在睡梦中蹭上墙壁弄脏身体。在那个年代,没有复杂的家具,土坯房虽窄,安两张床铺供一家人睡觉,摆两张课桌用于父母批改作业,放一个木质脸盆架供洗漱用,足矣。
  上世纪60年代末,教师遣散回原籍,我们来到外婆所在的天宝寨,寄住于外婆家,母亲到大队小学任教,只有父亲在外乡几所学校调来调去。但终归是结束了那种频繁迁徙、漂泊不定的生活。
  外婆家的房子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老房子,我们住的前院有四间房,相比以前住一间房,自然是宽敞了许多。但房梁因遭白蚁啃噬已成危房,母亲利用暑假请乡亲们帮忙以“干打垒”方式在院里新盖了厨房与火屋(冬天取暖用),重立院门,使老屋面貌焕然一新。
  在这幢新旧掺半的土屋里,我们度过了五个春秋。喝的是寨上的土堰水,吃的是从8里外小镇买的商品粮,烧的是自己上山拾的柴。外婆带着我们养猪养鸡,垦地种菜,消弭了许多艰难岁月里生活的苦涩。
  1975年,我随父亲到重阳公社读初中,13岁的我第一次住上了砖瓦结构的房子。所谓砖瓦结构,也就是墙为青砖,房顶盖的依然是与土屋一样的黑瓦。重阳中学共有两排这样的平房,前排为教室及学生寝室,后排是老师宿舍及食堂。父亲的宿舍约有12平米,用竹篾编织、双面粘贴报纸的“隔子”,将房子一分为二,里间安放床铺及衣箱,外间临窗摆一张三抽桌及一把高背椅供父亲批改作业,进门“隔子”处的拐角放洗脸架,去里间过道处的独凳上是一个煤油炉,有时从食堂打的饭菜凉了,父亲与我用以加热饭菜。
  次年秋,母亲从天宝寨调至距重阳10多里的白腊小学,大妹也来随父读初一,一间宿舍难以栖身,只好长年借住于单身女老师那里。周六,母亲带小弟小妹来相聚,晚上住不下,我则需去炊事员那儿借宿。不过,这个星期天却是快乐温馨的,母亲用煤油炉蒸一铝锅米饭,再煮一铁锅两角钱一斤的猪脚汤,配上土豆、青菜之类,摆在三抽桌上,全家人吃得香香的。
  1977年秋,父亲调至马良高中,我与大妹随父就读(当时初高中合计四年)。学校分给父亲一间半房,半间供妹妹起居兼放杂物,大间仍然一分为二,不过隔墙为砖砌。父亲在外间为我支了张小床,里间则供父亲作息。当时,母亲仍在白腊小学,两地相距35里,家人往来全凭步行,我们聚少离多。
  我们兄妹四人分随父母就读,看起来是因父母工作两地分离,其实是受当时住房条件所限,一家六口不得不“天各一方”。
  1978年10月,作为共和国最后一批下放知青的一员,我来到水田茶场劳动锻炼。好在改革春风吹来,次年夏,知青返城待业。1980年4月,我正式招工到马桥水电站,12平米的宿舍住着我们3个小青年,集体配发的3张单人床依次摆放,几乎不剩多少空间,我们装衣物的木箱只能置放于床下。工余喜欢读读写写的我,只得把被褥掀开伏笔于床板上。有一天,做木匠的小叔来看我,见我正在床板上用功,便用包装发电机拆弃的木板,给我做了一张长1米、宽0.5米的写字台,我如获至宝。在这张写字台上,我读唐诗宋词,尝试着写一些小散文和新闻报道,居然不断被县广播站采用,后来又屡屡见诸报端。
  不曾想,读读写写竟改变了我的命运。1984年5月,一纸调令让我来到保康县委办公室。由于住房紧张,单位让我在值班室居住。值班室只有8平米,且要频频接听电话,但它毕竟是我一个人的领地。夜深人静看书写字,亮着灯也不怕影响他人休息,更无人打扰我神思遐想。1986年,组织上给了我脱产学习的机会,在离全国成人统一高考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日没夜地在小小值班室里重温高中课程,幸运地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经过大学中文专业的系统学习,我回县从事文案工作的能力明显提高。
  成家时,我与妻子的婚房在妻子单位的办公楼里,楼有四层,三楼住人,无厨无卫,生活很不方便。两年后,我们终于住上了老职工腾换的两室一厅单元房。房子大了,小叔为我做的写字台却显得小了。恰好县委启用新办公楼要添置办公桌椅,我顺便买了张长1.3米、宽0.7米的写字台。这张暗红色烤漆的实木写字台,放在卧室兼书房的窗台边,与新做的白色书柜相搭配,一下子就增添了房间的书卷气。
  房间大了,读书环境好了,写作也好似有了瘾。那些年,工作时间写公文,业余闲暇写散文、新闻、言论。因为小有成果,1997年6月,组织上把我调到了襄樊(现襄阳)市委政研室。初来乍到,我无房可分,只好与妻子及儿子在单位阅文室里栖身。
  进入新千年,机关新单元楼竣工,我分到了老主任腾出来的房改房。老主任的房子建于上世纪80年代,虽然结构不尽合理,但功能齐全,100平米,三室一厅,有厨有卫,暖气配套,院内绿化美观,管理规范。更让人舒心的是,房子东头紧邻襄阳古城墙,城墙下便是护城河,在家里就能领略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底蕴。
  世易时移,儿子成家后有了女儿。他提出买套新房给我与他妈妈居住,他们住旧房方便女儿就近入学。很快,我们在庞公新区(刘备谋士庞统故居地)选了套138平米的电梯房。买房带装修虽然花光了所有积蓄,但住在这套位于9楼,南北通透、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北可观穿城而过的汉江碧流,南可赏“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岘山风光,东可览孟浩然讴歌的鹿门山之美景,西可觅诸葛亮隐居地古隆中之清幽。夜晚,汉江南北的高楼大厦,灯光璀璨,景色迷人;清晨,第一缕阳光总会执着而柔和地照耀着我家的窗棂,催人早起,长人精神。
  得益于改革开放发展,我家的住房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逐渐变宽变好,居住环境越变越优。房子能带给人归属感,有了这个归属,才能静下心来创造生活。回首住过的房子,让过往生活的酸甜苦辣漫上心头,又有谁能不由衷感慨——如果没有伟大的新中国,就不会有我们这个光彩夺目的时代,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美满幸福的生活!■
  (作者单位:中共襄阳市委政研室)
  责任编辑:李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