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曾洁玲

　　武汉是一个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魅力的城市，这里留下了人民领袖毛泽东革命、工作、生活的诸多足迹，见证了他为国家民族奋斗不息、为人民百姓奉献一生的赤胆忠心和家国情怀。据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关同志通过对《毛泽东年谱》的梳理，发现毛泽东一生共到访武汉50余次。毛泽东对武汉的偏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无限缅怀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武汉的一幕幕难忘时光……
　　主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全国革命的重心从珠江流域移向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为了指导中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毛泽东从广州辗转上海来到武汉，准备组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期间，毛泽东为了求得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决心实地考察，于1927年1月4日到达湖南湘潭，开始了历时32天的考察工作。
　　1927年2月中旬，从湖南回到武汉的毛泽东，很快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瞿秋白亲自作序，称毛泽东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王”。
　　从湖南返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尽快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的重要性。2月下旬，毛泽东即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原来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民运动讲习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提议，并确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组成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委员，邓演达为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处，周以粟任教务主任，李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
　　1927年3月7日，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备下，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了，来自全国17个省的800余名学员开始了新的征程。尽管当时毛泽东非常繁忙，但是他始终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放在心上。他积极联络恽代英、方志敏、彭湃、李汉俊、夏明翰等共产党员，邀请他们担任农讲所教员。他审定农讲所的培养目标，明确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每一个学员必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在授课和对学员讲话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定“要培训好农民运动领袖”。
　　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6月18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结业。这批学员绝大多数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度过了难得的一段温馨家庭时光。毛泽东的三子毛岸龙，就是在武昌同仁医院（今武汉市第三医院）出生的。
　　参加中共五大，提案未被采纳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共产党的政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政变。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82人。当时党的领导层仍然执行着妥协退让的政策。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在筹备中共五大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将湘鄂赣粤四省农协联席会议形成的关于“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和“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提案提交大会讨论，却被陈独秀否决。会上，毛泽东想把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给代表，但刚发二十几本就被勒令收回。毛泽东失望了，扬长而去，再也没有参加会议。
　　迷茫中，毛泽东登上蛇山，心情苍凉。他极目远眺，烟雨蒙蒙，大江浩荡东去，龟蛇二山夹江对峙……不禁吟出了慷慨激昂的《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词中抒发了毛泽东对当时革命危急形势的深切忧虑，表达了澎湃的革命激情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参加八七会议，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从前我党总是责骂孙中山专搞军事运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根本不做军事运动，一心只搞群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靠枪杆子起家夺权、镇压革命的，对于这一事实，中央过去竟然熟视无睹。”“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同时批评现在对于军事问题“虽已注意，但无坚决的概念”，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针对大会上的《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毛泽东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大中地主的标准一定要确定，否则就搞不清什么是大中地主。他建议以占有50亩田为界线，50亩以上的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第二，小地主是土地问题的关键。如果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在没有大中地主的地方，农民协会就会停止工作。现在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对小地主的土地也要有明确规定。第三，农村中自耕农包括富农和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也有区别，党要制定对待他们的具体政策。第四，农村中会党“土匪”很多，力量也比较强大，对于他们不能简单沿袭孙中山的利用策略，要把他们当作我们的阶级兄弟，团结和领导他们，共同实行土地革命。毛泽东这四点意见大体勾勒出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即依靠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结成农村广泛的统一战线，推翻地租制度和地主政权。
　　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后不久，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登上南下的列车，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是除北京外毛泽东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毛泽东一生钟爱武汉，将其称作“白云黄鹤的地方”。
　　据东湖宾馆相关资料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从1953年2月16日起至1974年10月12日，共下榻东湖宾馆48次，每次居住时间短则十天半月，多则达半年之久。东湖宾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除北京中南海之外，毛泽东居住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享有“湖北中南海”的美誉。
　　据中共湖北省委原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署名文章回忆：“从1953年2月，特别是1956年夏季毛主席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到武汉来一两次甚至三次。每年在武汉的时间少则一个月，多到几个月。他在这里进行调查研究，思考国内外大事，处理中央文件，主持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他也在这里会见了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会见了一些外国著名人物。”
　　在武汉视察期间，毛泽东心系人民，深入工厂、矿山、学校、农村、机关调查研究。他每次都要开座谈会，听取湖北同志对一些大政方针的看法。1953年首次南巡时，他就和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座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大政策；1955年，他在武昌听取王任重、张体学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意见；1960年，他找王任重、王延春商讨解决农村“一平二调三收款”和“五风”问题的办法；1961年，他征求王任重、王延春对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分配制度的意见……
　　在武汉期间，毛泽东指导了湖北水利建设、农业生产以及钢铁、机械、纺织等工业的兴建和发展，提出修筑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的构想，作出炮击金门的战略决策，并以当时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作《三告台湾同胞书》……
　　毛泽东在武汉多次会见外宾，武汉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国际交往中心之一。在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与各国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士打交道，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党政要人、宗教界领袖、著名的新闻记者、学者。在武汉，毛泽东曾接见64个国家的94批客人，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共植中朝友谊树，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共进晚餐……
　　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宾馆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撰写了题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名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些著名论断，至今仍对我们分析国际时局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最先在武汉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话。1963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武汉东湖宾馆撰写《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此文打印出来后，毛泽东修改时，加注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晚年在武汉提议邓小平复出。1974年7月至10月，毛泽东最后一次入住武汉东湖宾馆，其间接待了5批来自第三世界的国家元首及政要，有3次邓小平作为陪同团团长出席。毛泽东在中外媒体记者面前称赞邓小平：“绵里藏针，柔中有刚，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1974年10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让秘书电告北京，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这次复出，为后来主持中央工作、担当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毛泽东在武汉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1953年2月16日，大年初三，毛泽东踏着春雪来到汉口，由东湖宾馆前身中南局军政委员会交际处接待。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武汉。18日上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游览了东湖，中午来到武昌阅马场“红楼”，听完省市领导汇报后，他穿上大衣，围好围巾，戴上帽子说：“走啊，到蛇山去！”一行人走到蛇山半山腰，毛泽东和一位卖炸臭豆腐的老人攀谈起来。被群众认出后，毛泽东热情地和大家握手。闻讯而来的群众越聚越多，工作人员花了两个半小时才将毛泽东护送到山下江边轮渡上。山上的群众仍一遍遍高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船上脱下帽子，向群众致意，大声喊：“人民万岁！”
　　毛泽东在武汉数十次畅游长江。1956年5月31日，63岁的毛泽东首次在武汉横渡长江。6月3日，在4天内3次畅游长江后，他在下榻的东湖宾馆南山甲所挥毫写下著名词作《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词中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建设祖国和改造山河的豪迈气概，体现出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期望。武昌鱼也因毛泽东这首词而闻名遐迩。资料显示，截止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10年间42次在武汉畅游长江。■
责任编辑：曾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