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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

(发布时间:2017-08-06)

                                                                                                                                   陈 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四卷《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还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这既是梳理自己过去的思想心路,也难免拨响波澜壮阔的历史心曲,还涌动着回应现实需求的政治心潮。其间有多少回声,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遗憾?其中滋味,正可谓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血的著作”

  1964年,有人向毛泽东说到读《毛选》的事,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由问题“倒逼”出来,写文章是为记叙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总结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这些坦率的评判,表明毛泽东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学者在书斋里写出的文字。理论源于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 本就是写作规律。对这个规律,毛泽东不是泛泛而谈,还具体地列举了一些篇章内容。比如,他说,“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有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著作(按: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

  因为是“血的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毛泽东对他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就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也就是说,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他也不愿删改。为什么?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反倒显得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不那么自信了。

  对“血的著作”,毛泽东一向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做此事。后来毛泽东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阅读旧著,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气,快意迭现。“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

  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献之中。

  不光是《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 “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旧著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

  “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不够理想,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他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写出新的著作,实现理论创新,并不容易,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一二十年的实践经验。但能不能通过对马列经典重新写序的方式,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融进去呢?毛泽东想到了这个主意。理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七个序言。在这些序言中,马、恩反复强调,对《宣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毛泽东很重视这个做法。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他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滋味。1965年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信念坚定,他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弥漫着深刻的哲学气氛。文章能否“千古”,并不重要,只要寸心之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就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了。■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本文转载自《红旗文摘》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