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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理论在我国不完全适用等5则

(发布时间:2018-09-08)

  经济周期理论在我国不完全适用
  刘尚希在2018年6月5日《中国财经报》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整体呈现出高速增长、大幅波动的特征,连续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与大幅波动,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先例。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经济周期是“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循环往复。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看,至今似乎确实存在若干峰、谷,也存在明显的波动性特征,但绝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来概括。首先,有衰退、萧条、繁荣,才有经济周期,我国经济增长有大幅的波动,但改革开放以来尚无真正意义上的萧条。即使利用增长型周期的分析方法,我国经济增长率也存在“拐点”,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尚没有哪一次是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中的“衰退”,实际上只是“回落”。没有衰退、没有萧条,仅靠经济增速的“拐点”可以测得经济的波动,难以判定为经济的周期。其次,我国经济波动的内因是改革与政策,外因是世界经济的波动。最后,影响经济周期的农业生产、工商业存货、设备投资、住房建设等因素只是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是大趋势下的小趋势,能够影响我国的经济波动但不能决定周期。即便在一个不完整的周期内,其自身的波动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而密集的调控政策则是波动的主要因素。
  中国信息产业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危机
  笪兴在《财经》2018年第4期撰文指出,互联网领域的特殊机遇给了中国在信息革命中对西方实现弯道赶超的机会。如果能够抓住互联网或新科技的高速发展,借助互联网和信息科技完成农业和工业的产业转型,中国将有可能大大提升生产力。生产效率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发展速度的关键要素,因此信息科技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至关重要。但是同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它所遇到的特殊时代机遇基本上仅限于消费级互联网领域,即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互联网全球化和民用化契机。但是,在计算机和软件领域以及随之诞生的企业与工业信息化领域,中国并没有获得同样的特殊机遇。如果中国在未来5-10年仍沉湎于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的成就,而在企业级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或信息化领域止步不前,就可能浪费在信息产业上的特殊机遇。如果说20世纪末人们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担心可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因为美国、西欧、日本仍掌握着绝大多数工业领域的尖端技术,并通过长期的工程经验积累维持了其对大部分新兴国家在制造业上的优势,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产业可能经历的另一种“空心化”,即过于偏向消费级互联网或应用性技术,而在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和底层技术领域空心化,则可能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危险。
  我国技术创新仍然处于瓶颈期
  刘迎秋在2018年5月30日《经济参考报》撰文指出,随着国内传统人口红利边际增长率和外延性投资边际产出率的持续下降,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和国际市场的持续低迷,过去那种主要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高投资推动和大量外来技术直接引进与使用以及外部市场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转向,甚至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持续疲弱态势。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前沿性、领先性、基础性和原创性技术创新及其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到目前为止,真正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技术创新还仍然很少。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在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过程中通过消化、吸收与改造,中国产生了很多再创新成果,但这种再创新成果中的大部分成果是缺乏完整知识产权支撑的,因而这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是带有明显的不完整特征的。此外,中国经济要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既要破除陈旧僵化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还要解决“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趋突出,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等等。
  “人才争夺战”可能引发的三大隐患
  孙健敏在人民论坛网撰文认为,“人才争夺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才价值的认识,对于推动和提高人才管理水平、规范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警惕其可能带来的派生效应甚至隐患。一是可能会拉大地区差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人才争夺战”的爆发、升级容易导致富裕地区、发达地区更容易吸引人才,以至于人才过剩;而欠发达地区相对不容易吸引人才,使得人才配置更加不协调,出现结构性失衡。二是可能会导致待遇差距出现。当前,我国很多城市提出的吸引人才的条件都与收入、住房等福利待遇有关。当我国各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抢人才大战时,很多本地区、本单位的人才都觉得怀才不遇。这种现象值得各级管理者深思。三是可能导致人才的解读片面化。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人在工作中的诉求也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物质,还有精神;不仅要报酬,还要友情;不仅要考虑个人,还要考虑家庭。目前各地提供的优惠政策和条件,基本集中在吃喝住行方面,但人生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要考虑。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全人观”,即把每个人都作为人才来对待,努力营造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人才的环境,变“抢人才”为“造人才”。
  唯有仁德者宜居高位
  王杰在《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2期撰文认为,我们国家历来讲究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也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意思是说,唯有那些有仁德的人,才适合居于高位去做官,如果没有德行而居于高位,就会把邪恶、不良风尚播撒给全社会。“以德为先”不只是选拔、任用和考核官员时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而是体现在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古往今来评价一个人的学问,也往往是讲道德文章,学问再大,文章再好,若德行不佳,也会被别人鄙视瞧不起。今天出问题的很多官员,主要出在了德行上。所以,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不能只重其才,唯才是举、唯才是用,而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防止选人用人上腐败现象的发生。正因此,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用道德的力量感染人心、鼓舞人心。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时明确指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这为新时代干部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为干部选拔提出了最新的原则。■
  本栏目编辑:曾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