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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书读活

(发布时间:2019-05-26)

陈 晋

      把书本读活,是很多人的追求。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概括地说,就是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毛泽东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他能够把书读活,得益于他别具一格的读书方法。
  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
  人们的知识来自三个方面: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这三个学习有交叉,有贯通。这当中,书本是前人或别人的思考成果,终究来自实践,来自对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经验的概括和提升。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关注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书本知识来自于调查研究,阅读者读书,自然也成为一种调查研究的途径了。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毛泽东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矛盾,实则反映出他提倡的读书理念,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向前人或别人的实践经验作调查研究。怀着调查研究之心来读,就是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有了此心,翻开书页,才会觉得是在与一种生动丰富而又未知的世界打交道,由此才会有所收获。
  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作“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所以他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何谓读书到“底”:“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上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
  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相同主题的书,要把观点不同的著述对照起来读
  毛泽东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
  另外,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5000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读书不仅要有传统的“四到”,还要注重讨论
  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5卷,收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由此相互启发,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读书要当“联系员”,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评论员”。这也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观点。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进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当“评论员”的读书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
  以上读书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
  (本文摘自201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本栏目编辑:姜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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