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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府在数字化改革中的关键作用

(发布时间:2021-06-22)

郁建兴


  当前,数字化已是全球发展的最强驱动力之一。在今年浙江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数字化改革”“一体建设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成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能够推动政府组织形态的重塑,也推动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在数字化改革中,政府本身既是核心主体和对象,也是引领数字技术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方式的关键行动者。就数字经济而言,企业固然可以直接引入数字技术来降低信息成本,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但由市场主体推动整体经济结构和运行的数字化转型,如同在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情景下追求创新,是一种赔本买卖。所以,在基础规则和平台建设中,政府不能缺位。当然,政府主导并不是说政府包办,多元主体参与显得更为重要,在这里,政府不能越位。
  就数字社会而言,政府的数字化改革必然撬动作为共治方的社会进行相应地转型,政府需要扮演数字化改革中的元治理者角色,通过政策引导和能力支持,推动数字社会建设,包括数字时代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调整、社会主体间关系模式的转型、社会主体数字基础能力的提升、社会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嵌入协调等。这些转型,反过来也要求政府结构和运行机制作出适应性调整,诱导市场结构和规则的变迁,形成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新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已经不只是一种工具或机制,其本身或将成为数字时代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底色。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一大国,也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公共治理转型的弄潮儿,更是数字时代主动拥抱数字技术开展全领域系统性改革的先行者。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较早地遇到了数字时代的新挑战、新机遇。如“互联网+”等新兴经济形态是市场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自发探索,它能够激发市场潜力,也容易引发公共风险。在缺乏规制的情况下,这些新经济行业中出现了包括行业垄断、金融风险等诸多问题,亟须政府介入。
  如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运用,的确在短期内提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更好地提供了如治安、矛盾纠纷迅速调解等基础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但也遇到了政府权力对私人空间的不恰当干预而带来的新矛盾等。这些问题和挑战进一步激发了先行地区的探索精神。浙江省刚刚提出“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努力打造‘重要窗口’重大标志性成果”的新目标,其中系统提出推进数字化改革的五个重点领域,包括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法治等。上海在今年1月提出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方案中,同样提出了经济、生活和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新目标。
  我们可以预期,来自先发地区的先行先试,将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制度经验,并将引领全球数字变革。■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本文摘自《新华文摘》2021年第9期)
本栏目编辑:刘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