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未来的竞争是营商环境的比拼
  张占斌在2020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撰文指出，“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无论从底线思维还是战路思维角度衡量，优化营商环境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重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优化营商环境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的需要。二是优化营商环境是政府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持续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优化营商环境的主体是政府，政府自身也需要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优化营商环境是保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维护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一方面要“卧薪尝胆”式的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自主可控，真正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对现有外资企业的粘性，使之不愿意离开中国。这两个方面，都取决于是否能创造世界最优的营商环境。
2.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
  黄月在《中国纪检监察》2020年第24期撰文指出，《咬文嚼字》近日评选出2020年十大流行语，“内卷”一词名列其中。“内卷”描述的是“简单的自我重复”“没有发展的增长”“非理性的内部竞争”等。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尤应引起警惕。比如，重“痕”轻“绩”的检查考核。一些地方习惯于把留痕视为工作本身，将材料当作工作成果，各条线都要求报数据、报指标，“表哥”“表姐”“不在田间地头忙工作，却在加班加点填表格做台账”等现象并不少见。再比如，不切实际的创新推广。有的地方组织党员干部到外地学习先进经验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凑了个热闹、捡了点皮毛，回来之后生搬硬套，最终造成水土不服。此外，刷票拉票的评比推选、精心编排的经典调研、装模作样的集体加班、翻来覆去的文稿推演等，都可算得上是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仔细体味公权力中的“内卷”现象，究其实质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
3.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
  唐爱军在《哲学研究》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阐释中国道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富强逻辑等层面上，需要上升到文明论高度，揭示其内在的文明逻辑。中国道路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会不断开展出对现代资本文明的批判与超越，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积极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新文明类型至少具有以下三种规定性，它们也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核心文明逻辑。其一，新文明类型不是以资本为原则，而是以“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为基本遵循。中国道路要开启新文明类型，就是要构建一种与现代资本文明下的那种人的存在方式完全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新文明类型下的人的存在方式以共产主义为未来方向，是一种合乎人性的存在方式，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其二，新文明类型的立足点不是“市民社会”，而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现代资本文明是以市民社会原则为基本建制的，新文明类型则是以人类社会原则为基本建制。第一，新文明类型是以“现实的人”，而非“经济人”为起点。第二，新文明类型是以“共同体”为价值取向，超越了“利己主义”原则。第三，新文明类型是以“人类解放”为目标，超越了“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其三，新文明类型超越了现代资本文明的霸权逻辑，它是和平主义性质的。
4.当今世界需要共生智慧的引领
  彭富春在《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人的存在是与世界在一起的整体性的存在，亦即共在。一即一切，万物相通。天人共生：天地人的共生是指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相生相克，形成了世界的存在游戏。我们所主张的人与自然最美好的关系是天人共生，亦即人与自然的共同生成。人我共生：天地有好生之德，人也有好生之德。人我共生是让自己生，也让他人生。心物共生：一方面，物转化为心，存在被思考；另一方面，心转化为物，思考变存在。当今世界需要关于共生的智慧的指引。首先是虚无主义。世界曾经拥有的基础不复存在，如中国的天道衰亡和西方的上帝死了。其次是技术主义。技术成为了时代的主宰，要将人与世界彻底地技术化。再次是享乐主义。世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通过彼此的买卖，人们无限地满足自身的欲望。面对世界的困境，共生的智慧能有所作为。首先，它克服虚无主义。它给世界自身奠定基础，共生就是世界自身的来源和目的。其次，它克服技术主义。它给技术划定边界，共生既保护物性，也保护人性。再次，它克服享乐主义。它限制和引导欲望，共生让人既不纵欲，也不禁欲。共生的智慧将推进共生的天下的实现，亦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5.中国智者先贤对美好生活的哲思
  田鹏颖、田脊在《学习论坛》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自古以来，中国的智者先贤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礼崩乐坏的年代，提出“大同世界”的美好生活构想，主张“克己复礼”“推己及人”，试图将无道变有道。在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中，社会秩序与理想社会紧密相连，强调以“礼”为支撑治理国家，追求“仁”的目标。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推崇“小国寡民”的理想生活状态，提出美好生活应是没有战争和剥削、人人平等、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恬静生活。“小国寡民”思想是老子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对美好生活的探索，是对当时社会状态的一种超越。佛家思想追求的美好生活是“涅槃佛境”，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超越生死、断尽一切烦恼的彼岸世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陶渊明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一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画卷。如果说陶渊明建构的世外桃源是从自然维度对美好生活的阐释，那么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构建的“太平世”社会愿景则是从社会维度对美好生活的构建。
6.“审美”的七重境界
  刘旭光在《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撰文指出，审美境界可分为七重：第一重境界是对对象之质感的“感官感知”，可称之为品鉴之境；第二重境界是对对象之形式的“形式直观”，可称之为直观之境；第三重境界是对对象进行的“情感体验”，可称之为体验之境；第四重境界是对象之“真理性”的认知与判断，可称之为求真之境；第五重境界是世界之“理想状态”的追寻与反思，可称之为理想之境；第六重境界是心灵对于对象的直接和自由的感知、体认与反思，它是审美中最能体现主体自由的境界，可称之为感悟之境；第七重也是审美的最高境界，是澄明之境，是一种无挂碍的自由之境，主客体在审美中达到各自的本真呈现与物我合一。感知质料，可得物之“魅”；直观形式，可得物之“美”；体验对象，可宣我之“情”；认知对象，可得世界之“真”；追寻理想，可感“完美”之象；感悟气韵风骨，可得逍遥之“我”；进入澄明之境，可得天地之美。“审美”行为的境界，实际上是对主体的“自由程度”的划分，主体审美中的自由程度，就是划分审美境界的尺度。■
本栏目编辑：姜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