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敏

　　荆楚文化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内容广博、深邃，是构成中华文化母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已经延绵发展数千年的区域文化，其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天人合一，兴利除害；关注民生，融通聚力；崇善守信，和谐共赢。这些精神不断地融汇到中华文化母体中，对中华文化人文关怀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天人合一，兴利除害

　　自古以来，湖北就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的省份之一，其中气象灾害尤为严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特别是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中南部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洪水灾害居各种自然灾害之首。据有关资料显示，湖北境内长江洪灾自汉朝到元朝的1533年中，平均11年一次；明清两代平均为9年和5年一次，民国时期的38年中有22次洪灾。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历年因山洪灾害受灾的人口达7550万人，死亡人数6117人，受灾耕地8925万亩，损失353亿元（均按当年价累计）。长期以来，在与各种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湖北先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兴利除害的思想观念，并将其作为审视天地人关系、指引一切活动的根本法则。

　　道家创始人老子是楚国人。在他之前，人们以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有神在统治着，最高的神就是天，又称天帝。这种观念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才开始变化。老子就是较早地从哲学方面有意识地、明确地否认天帝的思想家。他在《周易》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道论”的中心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说，作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道，它是永远存在的。道的运行是自由的、必然的，即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是宇宙的母体。老子认为，道产生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生养着万物，万物各成其形，各备其用。而人也是自然界即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的一切行为应当顺应自然，也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所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世界是由道、天、地、人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人类只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并位居天地之后，“四大”之末。因此，我们要尊重天地（自然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而妄自尊大。人们在处理天地人关系时，都应遵循自然规律。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并系统性阐释了天人合一理论。庄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庄子看来，向往自然与生命的自由是人的“天性”，而人的自由的终极目标就是逍遥游的境界。

　　不仅荆楚古代思想家提倡天人合一，政治家也都自觉践行。如《史记·循吏列传》记：楚国令尹孙叔敖执政，“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数千年来，在荆楚大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无不浸透着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情怀。以楚国独有的干阑式建筑为例，其特点为一楼架空，二楼居住，以竹木结构为主，既扩大了室内的空间感，同时有利于防水、排水。干阑式建筑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尊重自然，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境界。干栏式建筑在我国南方的土家族、苗族中至今仍然沿用。

　　湖北三面环山，中南部为平原洼地，长江、汉江贯穿全境，既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又带来频繁、严重的洪涝灾害。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和发展的人们，不断地努力奋斗，力求用水之利，避之其害，治水历史悠久，成效不断得到巩固、扩大。

　　战国末年，由秦将白起为军事进攻而开凿的湖北最早的大型引水工程，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作用久远，后经改造、扩建和不断维修，发展成为我国早期的灌溉系统工程——百里长渠。此渠与后汉王宠开凿的木里沟（即木渠），组成了湖北古代著名的灌溉渠系——长渠与木渠。此渠系对三国时期著名的沮中灌区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作用，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荆州处于长江中游最险的荆江北岸。由于泥沙淤积抬高河床等原因，5000年来，荆江段的洪水位已上升了13.6米，荆江已成为地上河。荆州城历代官员、军士和百姓，与洪灾水患抗争而百折不挠，留下了为后人可资借鉴的防洪抗洪经验。因此，无论是在城墙的选址、城墙的形态和筑城墙的材料诸方面，都采取利于防洪减灾的措施。如荆州城墙外有万城堤、寸金堤等堤防，作为第一、二道防线，城墙则是保护城内军民的最后一道防线。历史上曾有许多次万城堤、寸金堤溃决，洪水环城，而荆州城下闸御洪，保护了城内百姓安全的记载。特别是1935年长江流域大水，澧水、汉江中下游发生近百年来最大洪水。在一片汪洋的江汉平原上，荆州古城成为城中数万生灵的避难所。在阴湘城堤破，洪水直冲荆州城之时，城门下闸御洪，荆州城处在一片汪洋中，成为“诺亚方舟”。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水利建设更是持续不断，规模空前。其成就和效益巨大，其作用和影响深远。全省基本形成防洪、排涝、灌溉三大水利体系。全省江河堤防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建成的大中型水库和大型电力排灌泵站座数、装机容量，均居全国前列，多次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

　　二、关注民生，融通聚力

　　楚文化是荆楚文化的源头，其瑰丽奇异、浪漫富于想象的特点为世人公认。但这种浪漫奇异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而是根植于现实生产、生活，关注人间现实的。老子对普通民众物质生活十分关心，他的治国策略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在战国思想家的璀璨星座中，来自荆楚地区的农学家许行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公元前332年，许行率数十门徒过楚地抵达中原的滕国。滕文公根据许行的请求，划出一块土地让其耕种，经营效果甚好。儒者陈良的门徒陈相、陈幸兄弟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学派的忠实信徒。此时，孟子游历到滕国，遇到陈相，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农儒论战。

　　陈相引述许行的话说：“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就是说，像滕君那样修建仓库，靠剥削手段压榨人民，养肥自己，这样的国君算不上贤君，是人民所反对的。而主张“民贵君轻”的孟子则认为，“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指合理的社会分工。但从上下文中，特别是与许行观点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孟子是在为统治者不自食其力却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和财富辩护。许行从下层民众的利益出发，要求君民并耕、人人自食其力，是有其思想价值的，反映了他重视民生、尊重劳动价值的朴素情感和正义要求，值得赞赏。

　　湖北地处华中，湖北人一直有“融会通达”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特征。湖北交通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湖北成为南北东西经济文化的传输之地。伴随着人员、物资、信息的流动，中原、秦晋、燕赵、齐鲁、巴蜀、江淮、吴越、岭南、湖湘、云贵等地的文化传入湖北，不断融入荆楚文化系统，强化了荆楚文化的多样性和交融性。长江黄金水道带来大江南北及流域地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从古代到近现代，长江南北的文化交往和贸易一直存在，并随着历史的进展变得越来越丰富和频繁。因为长江，荆楚文化形成了“聚众人之力”的特色。聚力，是长江赋予湖北人的胸襟和气度；聚力，是湖北文化生成和展开的历史必然。长江、汉水孕育了楚韵的灵性精细与汉风的博大气势，交相呼应，互相渗透。这样的包容和变化，铸就了湖北人独有的文化底蕴。

　　荆楚文化的融通四方的人文关怀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熔东西、南北之长于一炉，主要反映在工艺品制作上。二是合东西、南北特色于一体，主要反映在建筑上。三是调东西、南北口味于一鼎，主要反映在饮食习俗上。四是化东西、南北之人于一省。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湖北都是必经之地或落脚之地。自古至今，在湖北的外省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有的习俗，但基本上没有与本籍人对立现象。

　　三、崇善守信，和谐共赢

　　千百年来，荆楚文化深深蕴藏着崇善守信、和谐重义、立己达人、热心公益的人文内涵。荆楚文化具有守信重义的传统。如著名的典故“一诺千金”就出自楚人。据《史记·季布列传》记载：“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一诺千金不仅只是一种实在的作风，更是一种坚守内心信念，郑重地对待世界的精神。诚挚、严谨，光明磊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凸显出荆楚先民正气的光彩。又如《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的家族被楚平王所灭，他只身逃出昭关，“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民间传说渔父后来自沉船于江中，以绝伍子胥之疑心。

　　在这些先贤的感召下，荆楚历史上出现了许多重信义，诚实经营的商贾店家。据《孝感市志》记载，清代光绪年间孝感县城商家中以西门三盛布店称著：“范义盛”、“邓义盛”和“刘祥盛”。其中“邓义盛”首创“一言堂”，实行明码标价，再加赠一尺布；“范义盛”以重金从河南聘请验质高手梁子庄看庄，一口定价，能使买卖双方满意；“刘祥盛”经营力主“尺足价廉，薄利多销”。又据《嘉鱼县志》：1892年，清代庞励堂到嘉鱼县鱼岳镇开设“益大恒”杂货店，经营讲求信誉，凡商品进店后均行清理，次品降价，废品不售。川盐进店，先过筛去杂；杂质多的食盐，过筛后制盐水腌酱菜，不以食盐出售。

　　事实证明，只要商家重信守义，顾客就会盈门，生意就会兴隆，能实现买卖双方的和谐共赢。湖北古代许多商人具有乐善好施的美德，不少商人致富后，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修桥铺路，兴办学校等，这些在湖北各地方志中亦记载甚多，略录几例：

　　《武昌县志》记载，清末民初汉口怡和布店老板萧禹虔，从小聆听“少积财、多积德”的母训，成年后热心公益，乐善好施。他经常在武汉和金口一带向宦绅商贾募捐，扶危济困，歉年救灾，修桥铺路，造福乡梓。19l4年，萧禹虔在金口后山街修普济堂、敬节育婴局、孤残院。普济堂设有药房和就诊处，每天就诊者甚多。萧禹虔对一些无钱用药者免费，对贫困死者施舍棺木，并掩埋路殍。他办有义学，免费招收穷家子弟入学。他还主动为贫困子弟联系就业。《江陵县志》记载，江陵县大有成药店的老板夏炳卿，他创制“复方霍香正气散”，医治霍乱病效果颇好。因患者太多，他“一面邀集县内中医主持制足协定处方，一面在店内配好药，患者取药自行付钱，多少不论。治愈病人无数。”《荆州地区志·人物》记载，20世纪30年代，黄少山号称武汉“棉花大王”，到抗战前夕，其流动资金已达700万银元。他生活俭朴，信奉佛教，不穿毛呢不看戏，最忌请客赴宴。1929年洪湖苏区歉收，他捐献8000块银元救济苏区灾区。1931年监利上车湾江堤溃口，又捐献万元，并组织拖轮为灾民运面粉。1937年捐赠4500元，资助家乡扩建朱河小学校舍。

　　综上所述，在中华文化人文关怀精神形成过程中，荆楚文化作为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贡献了十分宝贵的资源。这些在荆楚大地上闪耀着夺目光辉的人文精神融入中华文化母体，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历久而弥新，依然是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和精神支柱。■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余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