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曾洁玲
　　赣鄱大地，一片红色热土。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南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瑞金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之地，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万里长征从赣州出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片红土地上带领中国工农红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谱写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丽史诗，这里的红色故事如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忠诚——“若要我低头，除非日头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走进革命摇篮井冈山和红色故都瑞金，一个个悲壮革命故事，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不爱财，不为官，不怕死，只为心中的信仰，只为民族的独立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他们赴汤蹈火，甚至献出宝贵生命。
　　他们就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
　　1929 年2 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 余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一路转战至赣南的寻乌县，在圳下村宿营。2日凌晨，敌军突然冲了进来。毛泽东带领前委机关和手枪班撤往村东南的山上。陈毅、江华、谭震林等从前门冲了出去。朱德被敌人包围，他的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丈夫，手握双枪，边打边退，不幸腿部受伤被捕。敌人对伍若兰使尽了酷刑，要她交代朱德等红军的去向，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道：“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人民解放而死最光荣。若要我低头，除非日头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2月12日，年仅26岁的伍若兰被敌人残忍杀害，敌人还将她的头颅割下，悬挂在赣州城门示众3天。伍若兰的牺牲，成为朱德心中永远的痛。1962年，朱德重上井冈山，下山时，他带走了一盆“井冈兰”，同时作了一首《咏兰》：“井冈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这样直抵人心、震撼心灵的悲壮故事太多了。
　　1929年5月，35岁的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因叛徒出卖被捕。刘仁堪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愤怒地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气得敌人暴跳如雷。敌人用匕首割掉他的舌头。他不能讲话了，但他没有屈服，也没有倒下，而是咬紧牙关，忍着剧痛，用脚趾头沾上鲜血，在站立的方桌上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几个大字，用鲜血染红信仰旗帜。
　　1929年1月29日，敌军在当地一个游民的带领下，窜到了井冈山上的小井村。当时，正在小井红军医院养伤的130多位重伤员来不及转移，全部被敌人赶到医院附近的一处稻田里。敌军对他们严刑拷打，威逼他们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面对敌人的枪口，伤病员们视死如归，没有一个屈服。气急败坏的敌人用机枪扫射，伤病员全部壮烈牺牲。如今，在他们英勇就义的原地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碑上书写着毛泽东亲笔题词“死难烈士万岁！”
　　忠于心中的信仰，坚信革命定能成功，笃定自己的奋斗和牺牲有价值——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原因。
　　爱民——“我们要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处于低潮时期，处境非常艰难严峻。当时，“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红军将士经常吃的是粗糙的红米饭和缺油少盐的南瓜汤，有时甚至要靠野草充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红军的艰难处境：“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甚苦更甚。”
　　在茅坪毛泽东故居八角楼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娃娃鱼的感人故事。1928年5月20日，正值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当地农民谢炳桂在井冈山茅坪乡龙目潭捉到一条娃娃鱼（当地人叫它狗鱼），有27斤重。谢炳桂和几个群众兴冲冲地来到八角楼，一定要将狗鱼送给毛委员和与会代表们尝一尝。毛委员得知狗鱼味美肉嫩，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便决定送给茅坪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吃，让他们补补身子，早日康复。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得知后都很感动。狗鱼的故事也一直记在茅坪人民的心里，流传至今。
　　朱德刚到茨坪时，井冈山上的“主人”王佐怀着对军长的热爱和尊敬之情，做了几个好菜招待他。朱德就把这几个菜和战士们吃的南瓜汤合在一起，和大家一起吃，对大家说，这叫“团结菜”。朱德经常对士兵们说：“我们要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在瑞金沙洲坝村，红井的故事广为传颂。 沙洲坝原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无水灌溉田地，连饮用水都很难保障。1933年4月，毛主席来到沙洲坝，发现当地群众饮用又脏又臭的池塘水，他把群众的困难记在心上，下决心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他带领警卫员在驻地前挖了一口井。为了使泉水更清澈，他亲自下到井底铺沙石和垫木炭，涓涓清泉从井底涌上来，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随后，中央各机关和当地群众掀起了开挖水井的热潮，沙洲坝人民结束了饮用脏塘水的历史。现在这口红井还汩汩向外涌出清泉，井边的石碑上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碑文。
　　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我们党始终挂在心上。经济上，党积极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在政治上，党在根据地广泛建立人民政权，实行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选举，人民群众第一次真正翻身做了主人。“红军打仗为工农，铲除一切寄生虫；铁锤砸烂旧世界，镰刀割断穷苦藤。”“打土豪好比砍大树，砍倒了大树就有柴烧，打了土豪就有饭吃，有衣穿。”“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和劣绅。往日穷人做牛马，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在中央苏区，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红军标语。正是因为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拥护，从而拥有了战胜强大敌人和各种困难的“铜墙铁壁”。
　　自律——“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我们听到很多红军优良作风的感人故事。当地群众说：“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井冈山时期，红军队伍形成了“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以及“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核心，就是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充分体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纪律严明、清廉自律的特质。
　　1933年7月18日，毛泽东到宁都县铲田区调研，在区政府住宿一晚，毛泽东坚持要交食宿费，于是铲田区财政部的记账本上有了如下记载：“七月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住，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这册记账本至今保存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成为革命领袖廉洁自律作表率的生动见证。
　　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提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响应党中央号召，带头带米办公，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他回答说：“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两人的俏皮话在苏区传为佳话。在三年游击战突围时，刘启耀背着江西省委交给他保管的大量银元，自己却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最后终于把珍藏了三年的巨款交给组织。他被人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谋幸福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严明纪律，缔造了一支信念坚定、作风过硬、人民拥护的革命队伍。
　　拥军——“最后一斗米送去当军粮，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革命战争年代，红军将士一心为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真诚相待，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捐粮交物，倾尽所有支援革命，做到“最后一斗米送去当军粮，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杨荣显是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村民，有8个儿子，家中穷得响叮当。红军来了，给他们家分了田地，几个儿子也娶上了媳妇。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成立的第二天，杨荣显就带着大儿子、二儿子报名参军。不幸的是，不到3个月，两个儿子便战死沙场。1932年10月，蒋介石又纠集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实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兵源短缺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发出“扩红支前”的号召。杨荣显又先后把家里6个儿子送上战场。苏区军民经过艰苦作战，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围剿”，可杨家的儿子们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一个也没回来。
　　杨荣显一家八子参军，前仆后继、壮烈牺牲的事迹，是瑞金人民倾尽所有、支援革命战争的缩影。据介绍，当时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只有3600人，到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红军力量达到12.1万人，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子弟。中央苏区“扩红”时期，出现了很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感人场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余人在于都集结，准备出发长征。于都河水面宽600多米，水深流急。当时河面没有桥，红军渡河必须架设浮桥。为支援和掩护红军，数以千计的于都人从四面八方赶到于都河岸帮助架桥。沿岸群众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等可用材料都捐献出来了。于都县城有户曾姓人家，儿子参加了红军，年逾古稀的曾大爷，把家中木材全部捐完了，还要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捐出去。红军战士过意不去，执意不收。曾大爷说：“战士们前方打仗，连命都拿出来了，我献出几块棺材板又算得了什么？”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最终取得胜利？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告诉了我们答案——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革命遗址，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缅怀革命先烈，聆听革命故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图为党员干部参观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哲夫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