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姣

　　沈泽民（1902年6月23日—1933年11月20日），原名沈德济，浙江桐乡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建者和主要领导干部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创建者之一，党的革命文艺的倡导者，有相当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务。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他努力探求救国救亡的道路，将自己光辉而短暂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被誉为“中国的红星”，永远光照后人。

走向革命救国的道路
　　1900年6月23日，沈泽民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一个半官半商的大家庭里，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的胞弟。沈家以经营纸店为生，其父沈永锡是清末秀才，是一位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要求两个儿子一定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其母陈爱珠，知书达理，富有远见且性格坚强，亲自教沈泽民读书识字，教导儿子要有志气，勉励他们奋发图强。6岁那年，沈父去世。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沈泽民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从小就立下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远大志向。1917年，沈泽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院，从救国利民的愿望出发，学习河海工程。
　　沈泽民虽习理工，但也很喜欢文学。他一边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一边在其兄沈雁冰的引导下，从事外国科学小说的翻译工作，写了大量建设新文学的理论文章，并在安徽芜湖、浙江桐乡、上虞等地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活动。1918年，沈泽民与沈雁冰合译《两月中之建筑谭》和《理工学生在校记》，成为我国最早译介外国科学小说的作者之一。此后，他又大量译介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国、苏联的文艺状况，还撰写了许多反击复古势力的文章。随着沈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认识的加深，其文学观渐渐受到阶级观的影响，逐步走向革命文学，为其革命救国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沈泽民被时代潮流所吸引，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进而更加向往马克思主义。他毅然决定中途辍学，与张闻天相约去日本半工半读，开阔政治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沈泽民从现实中认识到：近百年帝国主义的欺侮，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军阀的连年混战，使祖国屡遭割地赔款的厄运，科学救国、文学改造的道路是走不通的。1921年1月，沈泽民和张闻天从日本回到上海。4月，经哥哥介绍，沈泽民加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为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全国最早的五十几名党员之一。从此，沈泽民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生涯，努力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在时代的洪流中，在同诸多社会思潮的比较中，沈泽民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努力学习、传播并且践行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1日，沈泽民作为首批成员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月刊，并担任《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科科员，常常“著文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热情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沈泽民还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周报》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笔锋犀利，宣传社会革命、解放妇女等先进思想。
　　1921年，沈泽民“参加了李达主持的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明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的编译工作，并作出很大贡献。”他翻译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被列入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书目，也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共产国际文献汇编。1924年，沈泽民被选为中共上海地委委员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干事，同年底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并参与编辑《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热血日报》编辑。这些报刊杂志成为沈泽民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为中国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4年1月13日，在上海的全体中共党员大会上，沈泽民被选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指导干事。为了提高工人觉悟，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沈泽民与邓中夏、瞿秋白等同志一起举办工人夜校。与项英同志一起建立工人俱乐部，直接深入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活动。当时，上海大学刚刚创立，师资力量薄弱，为了培养革命力量，沈泽民、沈雁冰等党的领导同志不计报酬、义务授课，宣传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工人夜校和上海大学的创办，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力量的重要场所。
坚守初心　自我革命
　　1930年9月沈泽民赶赴上海，参加六届三中全会，支持并参加了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活动。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左”倾机会主义开始了对中共中央的统治。沈泽民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定张国焘、沈泽民和陈昌浩等为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并成立红四方面军。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粉碎。沈泽民作为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功不可没。
　　但在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鄂豫皖苏区张国焘领导下所犯的错误，作为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首先，他支持并参与了肃反，致使“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其次，他在军事胜利后产生轻敌情绪，使红四方面军战势失利，不得不跳出包围圈、落脚川陕边区。
　　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沈泽民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形势更加严峻的情况下留了下来。他没有退缩动摇，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革命理想高于天、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对于“左”倾路线错误导致的损失，沈泽民深深地自责和追悔，坦诚自己“真成了工农的罪人”。他自我检讨道：“犯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这些错误主要的是应当由我来负责的。”他甚至认为自己“实在还是一个书生，不够好好的领导实际工作。”沈泽民对过去忠实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带来的灾难的自责与反思，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初心的忠实坚守和光明磊落的精神品质。
用生命诠释信仰和忠诚
　　1932年10月，沈泽民与郑位三、成仿吾同张国焘经过激烈争论，建议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保卫鄂豫皖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中央分局会议上，沈泽民、徐向前等反对张国焘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张，决定红军主力暂时转移，伺机歼敌后再重返，根据地由沈泽民、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军民斗争。在坚持鄂豫皖斗争的最后阶段，沈泽民多次犯病，他始终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信仰和忠诚。
　　沈泽民患有肺病。鄂豫皖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妻子张琴秋曾想带他去上海治病，沈泽民却以“不能为个人的健康而离开苏区”为由拒绝。后来，他肺病发作，时常吐血，战友们劝他退到外线，他以“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为己任，坚持武装斗争。沈泽民吃葛根、树皮、草根，住茅草屋，历经艰辛却坚如磐石。
　　1932年11月，沈泽民主持召开鄂豫皖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随后又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会议作出了一系列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建立鄂豫皖工作委员会，设立鄂东北和皖西北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争以适应新的战略转变，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还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四寨等战役的胜利。但最终却因自我估计过高，兵败七里坪。
　　1933年10月，沈泽民肺病复发并染上疟疾，为了不拖累大家，他决定离开部队留在山区养病。10月16日沈泽民抱病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对今后的工作做了慎重安排：要求主力红军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游击方式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各游击队要联合红军深入到敌占区活动；以发展便衣队组织为首要任务。这充分体现了他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11月20日天未亮时，身患疟疾、肺病的沈泽民，病逝在芦花冲。由于老百姓“跑反”去了，整个村湾没什么人，吃饭十分困难，警卫员上山找到3个快烂了的野柿子，沈泽民没有吃完就停止了呼吸。他死后，找不到棺材，只能用住户家一副门板做棺材，草草埋葬。
　　1963年4月15日，沈泽民的遗骨迁葬于红安烈士陵园，董必武为墓碑题字“沈泽民同志之墓”，红安人民举行了隆重的迁葬追悼仪式。沈泽民忘我奋斗、尽忠职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栏目编辑：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