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岭峻　邓玉静

　　武汉是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地之一。在党的创建史上，党的湖北早期组织的诞生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回顾党的湖北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助于吸收党的早期组织建设经验，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持续有效开展。
　　一、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总体情况
　　据统计，自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至1927年7月，在湖北省已有55个县及武汉三镇、黄石港、新堤市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加上建立了党小组和有党员活动的12个县，湖北省69个县、市中，已有65个县、市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从全省范围来看，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发展在地理位置上以武汉、襄阳、宜昌三点为中心。武汉作为湖北省会，水陆交通便利，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学生。党的早期组织由武汉向周边县市辐射，可覆盖鄂中及鄂东大部分地区。而鄂西部分，则主要由襄阳向鄂西北辐射、由宜昌向鄂西南辐射。鄂西南区域与河南接壤，还会受到豫南地区影响；鄂西北地区则受湘北影响。总的来说，武汉是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创立与发展的中心，宜昌、襄阳是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创立与发展的两个亚中心，武汉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二师等学校是革命人士的主要据点。
　　湖北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在共产国际、俄共（布）和上海发起组的帮助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人创建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另一条是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湖北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自身实践探索实现思想转变，自主成立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早期组织——共存社。这两种途径分别是自上而下的组织构建形式和先进知识分子自发聚集的组织构建形式。
　　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工作开展
　　1920年，在上海方面的推动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其成员为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主要依托于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影响。
　　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董必武住在上海时，李汉俊住在其隔壁，两人得以结识。在此期间，李汉俊向董必武介绍“一些俄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董必武由此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汉俊致信董必武、张国恩，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党的组织。另一方面，陈独秀与刘伯垂相识于日本，经陈介绍，刘伯垂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0年2月4到7日，陈独秀在武汉做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在讲学期间，陈独秀与包惠僧、郑凯卿等人结识，并通过演讲对它们产生了影响。而后，刘伯垂受陈独秀派遣，前往武汉从事党组织建立工作。
　　据《武汉市志·政党志》记载，1920年，刘伯垂根据陈独秀的介绍，找到包惠僧、郑凯卿，并与董必武等人取得联系。经过筹备，于同年秋在武昌抚院街97号(今民主路，原房已毁)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召开成立武汉共产党组织的会议，参加者有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谭秋、赵子健(一说赵未参加)、包惠僧、郑凯卿。会议由刘伯垂主持，他报告了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经过和组织状况，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与会者学习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共产党纲领草案，明确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正式宣布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并选举包惠僧为书记。会后，支部用刘伯垂从上海共产党组织带来的经费租用武昌多公祠号为机关部(原房已毁)，以“刘芬律师事务所”招牌作掩护。支部成立不久，张国恩退出组织，1921年春，包惠僧离开武汉，由陈潭秋负责支部工作。
　　小组成立后不久，小组成员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青年读书会、妇女读书会等，发展青年先进分子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获得公开活动的身份。董必武在武汉中学活动，武昌高师毕业的陈潭秋负责吸收高师师生，包惠僧对应吸收省立一师成员，工人出身的郑凯卿则在工人中开展工作，湖北女师教师刘子通负责发展女师方面的成员。在此期间，位于武汉的各类学校成为了早期共产党人的重要活动阵地。学校不仅是共产党员们进行活动、联络的场所，进行宣传教育的场所，还为他们提供了公开的、合法的身份，用以维持较为长久的革命宣传和教育工作。同时，早期共产党人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以识字、教学等方式进行组织宣传，通过开办学校、组织农民协会等方式开展活动，满足农民对知识文化和革命组织的渴求。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立及工作开展的过程呈现出以下特点：以人际关系网络为线，发动身边的人参与革命。
　　三、共存社的创立及工作开展
　　1917年，恽代英和黄负生等4人创办了进步青年社团——互助社。随后，武汉地区开始出现各类青年社团。1920年春，林育英与林洛甫、胡亮寅等在回龙山八斗湾创办浚新小学，向青少年学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此期间，团风将教育兴国和实业救国结合起来，兴办纺纱厂与织布厂，发展地方经济，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基本保障与经费支持，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长期在黄冈传播革命思想。
　　新村实验失败后，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廖唤星等人于1921年创办了利群书社。利群书社的大部分成员为原互助社成员。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影响之下，利群书社成员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等人通过探讨和深入学习马恩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7月16日，共存社在黄冈浚新小学正式成立，其成员也是以原互助社成员及利群书社成员为主。在共存社的成立大会上，共存社成员共同讨论制定了宗旨纲领，即“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
　　1921年7月，中共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后，共存社成员恽代英通过上海方面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原共存社重要成员林育南、李求实、张浩、唐际盛、李书渠（又名李伯刚）等人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陈潭秋的具体指导下，在浚新、聚星、青黎小学成立党小组，发展党支部，进行了中共早期组织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在3所学校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早期共产党人充分利用《自我牺牲》这一小报，影响周边群体。同时，他们在校外开办妇女识字班和农民夜校，帮助妇女、农民识字的同时宣传革命思想，教学形式不拘泥于讲授，经常通过组织演讲、编导节目等方式进行。
　　从互助社、新村实验、利群书社到共存社，这一过程反映了早期革命人士对于救亡图存路线的探索，也是历史必然性的充分体现。共存社成员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其工作开展过程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工作过程有着较为一致的特征。同时，共存社成员在农村开展党的早期组织建设工作时，能够把握农村生活基本特征，从农民、妇女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农村革命教育工作；从生活小事以及细节处着手，革新农村革命教育形式，推动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和扩大发展。
　　四、湖北早期党建的历史启示
　 （一）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创建的过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传播过程。早期的共产党人通过介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创办进步刊物，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各类社团等方式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并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树立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中共湖北早期组织的组建者之一董必武受李汉俊指导，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共存社的组织者之一恽代英早期曾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社会进化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经过新村实验、组建利群书社等社会实践逐步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从而转向共产主义，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建立了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共存社。建党时期的摸索与实践已然成为过去，但早期共产党人通过不同的途径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基础。在新时代，推进党组织各项事业的发展，也需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讨、对党史的传承学习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充分考量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做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二）以党员为核心影响周边群众。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及共存社的创立和发展来看，早期共产党人以各类学校、社团组织、律所机构等场所为阵地，以各种社会身份为掩盖，向身边熟人群体辐射，开展各类革命教育及宣传活动，成功扩大了党的组织规模，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效。在此过程中，党组织及党员同志始终发挥着重要的链接作用。不同的社会身份将党员嵌入到社会的各个群体之中，使得党组织与各个群体建立起紧密联系与指导关系。如今，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共产党员的身份无需再掩盖在各类社会身份之下。党的建设工作应当充分吸取早期党组织建设的经验，牢牢把握实际阵地和周边群众，在各实际学习、工作、生活场合占领思想高地。共产党员从身边做起，以自身党性修养影响带动周边群众，充分利用和发挥党员同志自身在各企业、各行业的链接作用，是推动目前党建工作持续有效开展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非公企业中，企业内部党组织能够打破人事层级，行业党组织能够实现产业链的搭建，上级党组织领导能够建立良好的政企沟通渠道，推动企业与党建工作双向促进。
　 （三）由细节处开展党建工作。早期共产党人把自身作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手段，把人民当作党组织开展工作的目的，充分留意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需要，调整自身的工作方式，以实现革命目标，解放四万万同胞。在湖北早期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中，在外留学的学生从实际出发，为家乡人民建立起同乡会、党小组，广泛开展革命思想的宣传工作，帮助各地人民动员、组织、开展土地运动及罢工活动。人民需要什么，共产党员就供给什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必须深入调查了解人民实际生活，从细节上把握人民群众的各方面发展需求，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跳出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为各地、各单位、各类群体“量体裁衣”，以进一步推动党建工作切实有效开展。■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刘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