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翔

　　杨学诚（1915年8月—1944年4月），湖北黄陂人，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在武汉成立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成立后任省委青委书记、青年部长，领导全省青年运动。1938年6月，调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主持汤池培训班，领导成立应城抗日游击队。1939年春任中共鄂中区委组织部长、代理党委书记，率应城抗日游击队与新四军挺进团汇合，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1941年豫鄂边区行政公署成立，任行署副主任、行署党团书记。1942年8月开辟鄂南地区，1944年4月病逝，年仅29岁。

　　他曾是一位温良谦逊的青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前面，如猛然警醒的睡狮般怒吼起来”。
　　他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赤手空拳地走到浩瀚的群众大海中去，进行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工作，直至把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建立起来”。
　　他为了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29岁的年轻生命践行了“我这支蜡烛，不要求点得时间长，只要求点得亮”的诺言。
　　他就是杰出的革命战士、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楷模——杨学诚。
学生运动的领袖，湖北青运的领导者
　　1915年8月8日，杨学诚出生于黄陂县研子岗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好学，1934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当时的中国，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后，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地下党领导下，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杨学诚同数千名学生一起，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包围，面对国民党的屠刀、水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口号，对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卖国的罪恶行径予以无情的揭露。
　　为了使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华北农村，中国共产党通过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杨学诚在第三团任先遣队员，负责侦察情况、选定路线、交涉食宿。数九寒天的北方原野，寒风刺骨，风沙漫天，杨学诚和南下宣传团的团员们一起四处奔走，长途跋涉，将抗日救国的火种播向四面八方。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杨学诚担任了许多重要工作，为团结更多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5月，杨学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他有力批驳各种卖国投降的无耻滥调，不遗余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成长为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杨学诚等人秘密筹划组织流亡学生抗日救国工作。他一路南下传播抗日救亡的火种，9月初到达武汉，在武昌三道街租房办了一个补习学校，作为活动据点，团结和组织平津以及上海、南京转移到武汉的青年共产党员和民先队队员，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日军进犯的主要目标。杨学诚与同志们组成了武汉第一个救亡宣传组织——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并逐渐发展到30多个队，在湖北各地宣传抗日。10月，中共湖北省工委成立，12月，省工委改组为中共湖北临时委员会，杨学诚任省委青委书记，不久即改任省委青年部长，负责领导武汉和全省青年运动。中共湖北临时委员会以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和民先队为基础建立青年救国团总团，杨学诚任总团部党团书记。至1938年7月，青年救国团已拥有50000余名团员，仅武汉地区就有10000余名之多。
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一员干将
　　1938年6月，遵照中共湖北省委指示，杨学诚赴鄂中工作，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在鄂中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与陶铸一道深入鄂中农村，广泛发动群众，为日后开展游击战争早做准备。
　　杨学诚在鄂中首先培养训练干部，发展党的组织，依靠党组织的力量去开展敌后工作。早在1937年12月，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派遣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在应城汤池领导“湖北省建设厅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专门培训抗日骨干。由于成绩显著，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陶铸因此被迫离开，杨学诚担负起主要领导工作。他以补习文化为名，实则以政治、军事为主要教学内容，一年内就培训了600多名抗日武装干部，为鄂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了组织和干部上的准备。鄂中的群众抗日活动，迅速蓬勃开展起来。
　　杨学诚在积极抓党组织发展建设的同时，千方百计抓枪杆子。1938年中秋前后，杨学诚在应城潘家集主持召开鄂中特委扩大会议，提出“全党军事化，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斗争”的口号，他说：“我就是讨饭，也要讨到一支枪。”这次会议确定了一批开展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会后，他深入鄂中各地，检查督促落实会议精神。他给钟祥县委书记的信中说：“武汉情况紧急，要马上把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武装斗争上来，想方设法搞枪支，准备上山打游击……”县委按照杨学诚的指示，紧急行动起来，人人动手搞枪，从国民党溃败的散兵手里买，从联防队里往外拉，很快就搞到了几百条枪，并组建了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第四支队。
　　杨学诚十分重视在工人中发展武装，经常深入到应城膏盐矿区宣传抗日，发展党员，筹划拉起一支队伍。中共党员蔡斯烈的父亲在应城兴办了3个石膏矿和1个盐矿，作为家族矿业的继承人，蔡斯烈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按照杨学诚的指示，拿出家里的1000多块银元，组织了一支8条枪、10多人的抗日武装，这就是有名的“应城八条枪”。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这支从8条枪起家的抗日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应抗”的中队、大队、支队，直到成长壮大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个团队。
　　在党的领导和杨学诚的组织动员下，鄂中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三五条枪、七八条枪的小队伍，如雨后春笋，逐渐汇集成强大的革命队伍。与此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特委动员了鄂中地区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立了应城抗日游击司令部，以丁家冲一带为根据地，同日寇和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把抗日烽火燃遍鄂中各地。李先念称赞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也是个干将！”
忠诚的党员，人民的赤子
　　杨学诚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人民群众是一片赤子之心。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率新四军挺进团一大队到达京山大山头，与鄂中区党委领导的“应抗”部队会合。同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扩大会议对区党委成员作了调整，由陈少敏代理书记，杨学诚任组织部长，“应抗”与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不久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杨学诚在会议上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需要我们，我们就站出来，响应党的号召，统一整编，打出党的旗帜。”在场的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部队整编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李先念谈到这段历史曾感慨地说：“杨学诚同志在会上所起的作用要加以肯定。”
　　杨学诚坚决服从党的指挥，党指向哪里，他就打向哪里。1940年4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豫鄂边区新四军主力东进，留守后方的部队成立豫鄂挺进纵队路西指挥部，陶铸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1942年8月，华中局指示开辟鄂南地区，为此边区成立新四军第五师江南指挥部，杨学诚任政委。当时的鄂南形势严峻，这一带不仅是日军的后方，也是日军向南、向西进犯的基地，同时又是国民党第九战区的前沿。面对强大的对手，杨学诚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杨学诚在鄂南虽然只有5个多月的时间，却达到了从军事上打击敌人、从经济上封锁敌人的战略效果，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
　　他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注意加强党的建设，重视党支部的工作。先后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用通俗的语言，深刻地指出当时支部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和作风。他还派干部深入基层具体抓支部建设，要求每个支部都要摸清楚每一名党员的思想状况，还亲自找党员做思想政治工作。鄂中党的组织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能够发挥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与杨学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陈云在延安听取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工作情况汇报时就曾赞扬说：“杨学诚同志在戎马倥偬中还能够找支部书记谈话，具体地一个一个了解支部党员情况，很了不起。”
　　杨学诚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把一切献给人民。他曾说：“我也是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穷人翻身求解放！”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他因为操劳过度、缺乏营养，在鄂南病倒了。领导要他休息，他强忍病痛写完了鄂南工作总结，并向干部们作了报告。因为疼痛，他在做报告时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大家都劝他下来，他却一直坚持讲完。做完报告就卧床不起了。在病床上，他还是不忘革命、不忘群众。他对护理的同志说：“人民对我太优厚了，我很不安。不要给我用好药，我给党没有做多少工作，现在又要花这么多钱治病，真对不起党。”1944年4月，积劳成疾的杨学诚在大悟山以北的高家洼病逝，年仅29岁。
　　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人是不朽的，杨学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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