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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文苑

五四运动在武汉

(发布时间:2019-05-26)

王琼辉

      五四爱国运动起于北京,武汉作为大中学校较多的地区,学生们也受到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强烈影响,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响应下,奋起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革命篇章。
  风起云涌武昌城
  1919年的5月6日,《汉口新闻报》刊登了汉口中华通讯社的一个电讯稿,首先报道了北京爱国学生举行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同日,《大汉报》在头版以《北京快电》标题,报道了同一消息,并在第2张底版上发表短评《中国可以不亡》:“国势危急之秋,人心尚未死绝,攘臂一呼万山响应,中国或可不亡,此又可喜之事也。”
  当天晚上,在中华大学附中任教务主任的恽代英与其学生林育南商议响应北京学生事,他们油印了600份由恽代英起草的爱国传单《四年五月七日之事》。
  第二天是五七国耻日,武汉三镇各机关各学校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国耻。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举行运动会,因有五四运动的背景,所以到下午聚集了6000多名学生。中华大学进步社团互助社的成员均积极参加,恽代英、冼伯言等担任招待员,沈光耀为唱名员,喻进贤为纠察员,汤济川为音乐队队员。他们散发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了莘莘学子的强烈共鸣。
  这份传单后来刊登在1919年5月9日的《大汉报》上,仿佛是发动,鼓舞武汉人民投身爱国运动的一声号角。5月9日,武昌各学校学生代表齐集中华大学,商讨声援北京学生事宜,拟定成立学生团,并公推恽代英起草宣言书。次日,中华大学、武昌高师等15所大、中学校与北京学生举行茶话会,决定武汉学生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5月17日,武汉地区26所学校在中华大学开会,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学联会“以热忱爱国联合感情为宗旨”。每个学校各举出2人,为学联会正副代表。学联会不设会长(主席),设临时主席,主持会议。中华大学蓝芝浓、林育南和武昌高师高鸿缙、文华大学余上沅、外国语学校余敬昭、勺庭中学李书渠等为中坚分子。
  学联会的刊物是《学生周刊》,其主旨是“唤起国民爱国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这份以白话文写成的爱国主义宣传品,受到了广大学生和市民的欢迎,第一期印了500份,供不应求,又加印1000份。
  5月18日中午,3000多学生在阅马场集中,举行了第一次爱国大游行。13时45分左右,以武昌高师200多名学生为先导,高等商业学校、外国语学校等校学生紧随其后。他们每人手持纸或布制作的旗帜,上面书写“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字样,从阅马场出发,经过武昌路、抚院街(今民主路)、司门口转长街(今解放路)、大朝街(今复兴路)复至阅马场。互助社的所有成员均参加游行,他们将恽代英起草的《呜呼青岛》的传单四处散发。一路上,口号声此起彼落,声振鄂垣;传单上下飘舞,如雪片般撒落在大街小巷。
  5月20日,武昌文华大学、文华中学、博文学院等学校1000多名学生,冲破校方的阻拦,举行示威游行。早上8时,他们由文华大学出发,前有乐队,后列学生军,经过得胜桥、司门口、斗级营,出长街至阅马场,沿路有不少学生加入。同日下午,武汉学联会举行会议,决定派学生到各商店、劝业场开展抵制日货;组织若干组,到社会进行爱国演讲;印制中国地图及青岛地图,分送各界等。随后各校组成10人演讲团(每团5至8人不等),每一个演讲员胸佩红缎徽,每一队树起旗帜两面,以昭识别。
  湖北督军王占元得知学生的行动,禀北京政府的“旨意”,初是百般阻拦、刁难。他赶紧让省长何佩瑢出面,召集有影响的校长入署严谕,不准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活动。5月7日,又颁布临时戒严令,增派军警实行警戒。5月17日,武汉学联会成立后,学生代表要求督军接见,遭到王占元的拒绝。
  王占元遏阻学潮的行径,更激起爱国学生们的义愤。5月31日,武汉学联会为了声援和响应北京、上海学生的总罢课,决定从6月1日起采取统一行动。武汉学联会公布罢课宣言,代表武汉中等以上全体学生,为“伸张民气,为国后援。力争主权,殛卖国贼”,将举行罢课,其宗旨是争回青岛,惩办国贼,恢复学生自由。
  王占元闻讯,立刻传见各大中学校校长,威胁道:如果哪个学校首先罢课,就立即封闭那个学校的大门。所有学校的教职员及学生一律不准外出,违者将严惩不怠!甚至扬言,若不听从,就格杀勿论!当晚,武汉三镇宣布特别戒严,荷枪实弹的军士巡逻在武昌的主要街头。
  6月1日清晨,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各主要学校,每所学校大门都有百余军警把守。武昌街头四处布满军警,首尾相衔,如临大敌,交通几为断绝。爱国学生见状,愈加气愤,有的与军警交涉,有的冲出校门,不少学生从两三丈的高墙一跃而下。他们高举大白旗,冲开军警的封锁线,从粮道街、巡道岭、昙华林冲上大街,迅急汇合成洪流,又卷向阅马场、黄鹤楼、督军署……刹时,武昌全城到处是飞舞的传单,激昂的演讲、正义的呐喊。
  面对高涨的革命浪潮,王占元命令军警镇压。包围武昌高师的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数次涌出,士兵用刺刀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十几个学生被刺伤。恶讯传开,广大学生更是义愤填膺。当晚,许多学生冒雨夜卧长街,在军民两署前举行抗议静坐,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凶手。
  事态的发展出乎王占元意外,他急忙下令各校于6月3日一律放假,学生离校回籍,并且命令各客栈不准接待学生。在放假布告中威胁学生与市民。同时致电北京政府,混淆黑白,诬称是有匪人趁机扰乱,在军警与学生冲突中,是学生劝阻不服,军警才逮捕数名学生,至于学生被打伤,是因为学生持木棍石块还击,军警不得不行动。
  谎言毕竟是谎言,真情必定大白天下。6月3日,学生不顾禁令,再次上街进行爱国宣传。下午中华大学的数十名学生到劝业场进行演讲时,与保安队发生冲突,重伤4人,轻伤5人,有7人被捕。中学部学生吴序宾被殴打,口吐鲜血,被抬往医院。互助社的成员杨理恒手臂被折断,其他受伤的学生是刘昌世、胡钟灿、刘鹄、汤济川、张上超、蔡家让、李岳等。
  武昌圣公三一中学演讲队在阅马场演讲,有数千人听讲,遭到警察的驱逐。湖南旅鄂中学的学生从学校后院逾墙而出,在武昌路与军警相遇,军警举枪就打,街上行人见状,大声吆喝,一片谴责声,军警被迫离开,学生才免遭殴辱。文华大学的学生上街时,暴雨滂沱,他们全然不顾,冒着大雨散发传单。
  声援支持遍三镇
  六一、六三惨案发生后,武汉舆论界不顾禁令,公开发表评论,谴责政府当局。《大汉报》最为激烈,在六一惨案发生后的次日,在报上发表《痛言》等评论,强烈指责国家是“军人之愚蠢,政界之黑暗,全国阴森,直同鬼蜮”。6月10日在《呜呼武汉国民》的短评中,抨击道:“保国救民政府之天职,今政府开门揖盗,于为虎作伥之卖国贼尽情安慰,对爱国士任意捕杀。”
  一些记者、编辑除了在报纸上用文字支持学生运动,还直接投身爱国大潮中。6月6日,汉口日本人办的《湖广新报》编辑萧楚女、秦纵山向全国报界联合会、各学校及各团体发出启事,宣布即日起与该报脱离关系。《大汉报》《国民新报》《汉口中西报》《大陆报》《汉口日报》等报馆同仁不仅参加了追悼李鸿儒等学生的大会,而且积极参加发起湖北各界联合会。
  教育界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了直接的声援。恽代英不便直接出面与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但他实际上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通过学生林育南间接领导武汉学联会,并起草许多学联会的重要文件。
  事态的发展也令湖北教育界震惊。中华大学校长陈时面见王占元、何佩瑢时,反对省政府禁止学生集会的决定,表示学生集会是爱国举动,如有非法行为,唯校长一人是问。各校校长也在面见何佩瑢时表示,如果压抑学生的爱国行动,恐怕反会促成激烈之风潮。各校校长自行集合武昌高等商业专科学校举行紧急会议,各校长及教师全体向军民两署提出辞职,要求当局释放学生,撤去各校门前的军警。
  汉口总商会也连日开会,一再致电北京政府,说明6月1日武汉学生的游行演讲是正当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6月7日汉口各团联合会举行临时会议,要求北京政府罢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卖国贼,以谢天下;要求军民两署查办警务处长,按法律严惩。武汉商界对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尤其热心。5月中旬,寄住在武昌青年会的各校学生率先提出要在阅马场当众烧毁日货,继而提倡国货。汉口洋广杂货数千摊户,采取联合行动,拒绝买卖外国货。汉口棉花商人开会,决定一律不购外国棉花,以增加国棉之销路。巨商刘耀堂等在汉口黄陂街举办国货陈列所,展销中国商品400余种。
  运动要取得胜利,还必须调动社会各团体的力量。六三惨案发生的当天,恽代英渡江,到汉口访问了武汉巨商刘子敬、马刚侯等,希望商界声援学生。6月7日,他再次到汉口,参加汉口各联合会举行的会议,鼓动商界起来罢市声援学生。在恽代英、施洋等人的组织和推动下,6月10日上午,汉口数十家商店首先罢市。11日,汉口租界区、二马路、华景街(今华清街)、前后花楼及后城马路主要繁华区的商店,纷纷罢市。
  这一天,武汉的报纸刊登了北京政府免除卖国贼曹、章、陆职务的消息,武汉人民欢欣鼓舞,但斗争还没有停止。6月12日,武昌全城一律罢市,司门口、察院坡中华书局、芝麻岭(今解放路)老万年、宝庆各银楼、曹祥泰等商店,门前贴有“警告同胞,坚持到底,恒心抵制,惩办国贼,国事如此,无心营业”等字样。中午武昌商会开会,致函军民两署,提出复市条件: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和会上签字,严惩卖国贼,恢复学生自由权及电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惩办行凶军警等。武汉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对在街上游行宣传的学生给与支持。贫民大工场织机部的工人曾组织国货贩卖团,每日派10人将本场生产的产品挑上街巷售卖,积极参加提倡国货的活动。
  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王占元不得不低头,派人调查警务处长措置失当之案,释放被捕的学生。虽然斗争远没结束,但五四运动在武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回首往事,今年是五四爱国运动一百周年,不管是北京、武汉和其他地区,其伟大意义还在于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揭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序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华大地传播,促使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武汉非常有幸地成为了全国少数几个率先加入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地方之一。■
  (作者系武汉市江汉区商务局退休干部)
  本栏目编辑:姜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