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超越》

吴昕炜

　　道路问题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福祉。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国内外对于中国道路的讨论也逐渐升温。其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的论述颇具特色。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速崛起表明，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发展思路与模式，并且正在从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政治话语等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一观点在其“中国模式研究三部曲”的压轴之作《中国超越》一书中得到深层论证：不仅将中国道路的成功归结为中国模式的成功，还通过比较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揭示了中国模式成功背后的政治哲学。我认为，《中国超越》在中国道路问题上的论证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

　　第一，中国道路作为一条客观存在的成功之路，有其发展的独特性，值得深入研究。关于中国道路的历程和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一组时间数字进行过概括，认为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超越》也秉持了历史主义的态度，把中国模式看作是实现中国道路的具体形式，仔细梳理了中国道路的沿革，特别是集中地对我们最近30多年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和研究。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与美国人口相当的巨大的“发达板块”。在这个“发达板块”中，我们无论是在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社会治安状况等方面，都达到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发达板块”的背后，还有一个迅猛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态势与机制，共同推动和促进中国的飞速崛起。这种对中国道路的“板块解读”立足于实际，有数据和事实的支撑，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坚定不移走自己道路的正确性。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中国超越》也没有忽视和回避问题，而是既对中国道路保持充分自信，又清醒地承认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断提醒读者直面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在《中国超越》的理论语境中呈现出令人信服的实际样态，即，中国道路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中依靠自身发展产生的，它使得中国迅速崛起，使得中国多数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使得中国多数民众对国家前途感到普遍乐观。尽管这一道路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中，但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面对这条客观存在的成功的中国道路，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对其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将其客观完整地介绍给本国民众和外部世界。

　　第二，中国道路超越西方道路，其实质是制度的超越，体现了“文明型国家”的发展逻辑。《中国超越》解读中国道路的一个亮点，在于对中国制度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国道路之所以能超越西方，其奥秘是中国制度具有西方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具体而言，中国制度包含有三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因素，二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红色因素，三是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的合理因素。这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制度独一无二的超越西方制度的优势。作者分别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对这种优势进行了具体考察：在经济方面，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混合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张力。自1994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大国。相反，中国的多数民众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都得到较大提高，这一巨大成就世所罕见；在社会方面，中国制度的优势在于促使社会与政府之间获得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一特点在如今的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显得更为突出。政府能够通过新媒体和网络等途径与社会进行对话，有力地破解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立难题，使得政府能够主动积极地对社会关切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在政治方面，中国制度所采取的“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模式比西方单纯依赖选举更有成效，这也是今日中国执政团队素质和能力普遍高于依赖大众选举产生的官员的原因所在。上述优势表明，中国道路的制度体系是能高效运作的，能保证经济、社会和政治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这也是推动当代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同时证明，中国道路是“文明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它在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谋长远、做大事，推动许多西方模式下的国家想都不敢想的必要改革，而且还不强制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这可以说是中国为人类集体智慧作出的独特贡献。

　　第三，围绕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是中国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话语范式的有效尝试。中国道路不仅是发展模式问题，而且也涉及话语转换问题。中国道路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走“文明型国家”和平崛起的决心有目共睹。然而，西方国家还是将中国道路归结为“威权主义”，意思是低于西方民主制度并注定要向西方民主制度过渡的一个阶段。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往往不具有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这是中国道路在近30多年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非常棘手的问题。作为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回应，《中国超越》提出，中国道路的相对成功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话语变革。作者以“民主与专制”这一范式为例具体进行了说明。作者认为，“民主与专制”范式作为一个政治话语已经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远远不能解决我们时代的复杂问题。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况下，新的话语范式注定要代替旧的话语范式，“民主与专制”范式也注定要被“良政与劣政”范式所转换。所谓“良政与劣政”的范式转换，指的是评价国家治理的一个新的视角和体系：评价国家治理的优劣，民主与专政并不是唯一标准，良政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模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西方模式并不完全等同于良政，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模式可以归到劣政的范畴之中。这提示我们，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亦步亦趋的道路。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应该对自己的政治话语保持清醒和自信，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对于西方的指标系统也要仔细辨析，比如GDP指标，如果比较人均GDP指标，美国无疑大大胜过中国。但是，如果我们从家庭净资产看，美国大众的消费属于债务型，当去掉债务以后，实际的家庭资产水平与中国今天家庭的净资产水平已经相差不大了。如果比较人均预期寿命指标，我们也会发现中国人75岁、美国人78岁，只相差3岁，而中国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这说明中国人民从国家的发展中得到了更多实惠，而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我们所选择的中国道路。有这条道路的保证，我们才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的最富的几十个人左右着白宫政策的局面，才能切实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对于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我们要从政治话语转换的高度加以认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道路必将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综上所述，中国道路已经从实践上找到了自己的超越之道，在理论上也应该梳理、总结和形成一套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这对于我们自信坚定地走好超越西方的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余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