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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建设与社会治理

后疫情时代社区职能定位问题探究

(发布时间:2022-03-02)

顾 杰 闫明明

  何谓社区?曾几何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它就是一个家庭的居住地,或是一个快递的地址;何谓居委会,就是一群热心快肠的“大妈”,管着一堆邻里街坊的琐事。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人们对社区的传统认知,推动着社区职能的转变,凸显出社区特有的功能和优势。
  本课题组在全省发放并回收1394份有效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居民对所在社区治理的满意率达到91.02%,其中,“比较满意”16.09%,“非常满意”74.93%。数据表明在抗疫中,湖北社区在党建引领、党员下沉、志愿者队伍、网络化管理、社工服务、楼栋自治、红色物业、心理咨询服务、家庭医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面对新形势对社区定位形成的倒逼,不可避免地显露出社区职能的定位缺陷和短板,促使我们作出新的思考,以回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一、社区职能定位面临的三大难题
  社区治理资源方面的难题。一是社区服务对象复杂,住户流动性大(60.04%)、老年人较多(56.97%)、社区管辖居民太多(50.82%)。二是社区权责不平衡,认为社区工作任务复杂繁琐(81.76%)、社区没有行政级别管理权限不足(67.42%)。三是社区治理资源不充分,认为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有限(62.09%),同时认为社区组织相对离散,下沉党员资源分布不平衡。四是社区治理工具不充足,认为社区工作人手不足(70.9%)、技术治理有效性不足(51.02%)。
  社区治理主体方面的难题。一是社区工作人员缺少编制和晋升机会(76.43%),而且流动性较大,民主意识和组织能力存在明显不足。二是居民参与意识不强(59.63%),反应和反馈渠道不够流畅,社区与居民沟通也不够。三是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缺乏资金、人才、法律保障,过度依赖政府,政府与社会协同机制不够健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不够规范等。
  社区职能划分方面的难题。一是社区的“供”和居民的“需”之间的不平衡,一些被访者认为当前社区“是一种居民共同生活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居民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社区能够提供的资源却有限”。二是社区的“权”和承接的“责”之间的不平衡,一些社区干部认为“社区处于一个夹缝状态,居民的诉求都反映到了社区,政府有事都下放到了社区”,然而“社区没有相对应的审批的权力,只能是层层向上报告”。三是社区的“职”和拥有的“能”之间的不平衡,一些被访者反映“在大数据信息化时代,做人口普查和打疫苗等事项还需要靠人力上门普查、推动,尚未完全享受到智慧化管理的‘福利’”。同时,社区日常工作“需要录入信息平台的信息过多,也消耗了人力”。
  二、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社区应坚守的三个定位
  社区应成为党领导下的居民生活共同体。努力构建参与、平等、团结、信任、宽容的社区参与氛围,使社区成为包容所有成员美好生活愿景的权利共同体,休戚与共、荣损俱同的责任和命运共同体。一是构建“一核多元”的力量格局,巩固和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突出党在基层治理重要事项、重大问题中的决定作用,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统筹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资源配置,支持群团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二是优化层级结构,探索推广“街道工委—社区党委—小区支部—楼栋党小组”构架。发挥自治机制、协商机制、网格化机制,创新三方联动、五社联动机制,形成社区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要素体系。三是加强社区民主建设,搭建议事会、居民自治团体等协商平台,发挥社区在聚集民意、引导自治上的作用。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提供更为专业、精准、实惠、温暖的服务。
  社区应成为协助政府工作的居民服务组织。当前的重点是在放权的同时为社区赋能、减负。解决上级部门责任转移“甩锅”的情况,克服以“属地管理”为名转嫁责任的情况,严防“层层加码”,杜绝“权力上收、责任下放”的情况。一是完善政令统一的社区治理制度设计。可参考成都市社区治理委员会模式,克服社区干部反映的政出多门、多头指挥的弊端。二是明确社区服务事项,完善行政事务进社区的准入机制。清理规范工作台账、报表以及“一票否决”、签订责任状、出具证明事项、创建示范等项目,社区公共服务和代办政务服务事项可由基层党组织主导整合资源为群众提供服务。完善并严格执行“四张清单”,即社区党组织工作事项清单、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社区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社区便民服务事项清单。完善社区工作评价机制,严格控制考核总量和频次。三是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建立口径一致、数据共享的智慧化政务平台。强化系统集成、数据融合和网络安全保障,简化社区工作流程,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填报,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利用。四是完善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机制。加强群防群治、联防联治机制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在应急状态下,社区“两委”可统筹调配本区域各类资源和力量,实现从常态社区向“整体网格”的升级,形成各党政部门齐力下沉基层网络,各相关职能部门协同作战,社会组织、辖区单位、下沉党员、物业企业、志愿者和社工队伍等共同参与的联防联控治理。
  社区应成为链接社会资源的中心枢纽组织。落实好省民政厅印发的《关于创新“五社联动”机制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意见》,以社区为枢纽和平台,链接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一是深化基层民主自治。重建邻里关系,加强各主体、多种形式的联席联络机制,通过居民自身的积极参与,营造自我服务、共同生产的平台,形成自我管理的机制。二是挖掘社会组织资源。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居民服务需求,组织居民开展自助互助项目,增设环境和物业管理等委员会,凝聚社会组织领头人。三是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推动社工和志愿者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建设,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如建立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四是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加强社区两委的责任意识、工作能力和动员艺术,融合辖区资源,社区党组织联系党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联建共建,加强日常联系和帮扶,提供双赢、多赢的服务。
  

    (作者分别系武汉科技大学原正校级干部、教授、博导,武汉科技大学讲师、博士;本文系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重点活动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