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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辑要

思想只能在沉静中孕育诞生等6则

(发布时间:2019-05-26)

      思想只能在沉静中孕育诞生
  刘金祥在2019年1月24日《环球时报》撰文指出,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思想是以思考者的沉静安稳为存在前提的,一颗驿动不已的心灵是难以孵化出深刻见解的。当今,社会生活的喧嚣与学者内心的浮躁互为条件、彼此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治学环境与学术生态,致使目前高水平学术成果尤其是原创性思想还缺乏生成的科学机制和厚重土壤。思想是在沉静中孕育诞生的。市声遁逝远去,喧嚣歇息平复,灯下展卷阅读思咐,在思想的窗门外驻足片刻,无疑会感受到一种撼人心魄的魅力,无疑会体会到一种深沉博大的力量。只有思想的力量,才是文章和著作最核心的力量。如果文章和著作缺少了思想这一灵魂,无论著述者多么浓妆重彩地进行打扮,也充其量是华而不实的艳丽躯壳。换言之,当下那些心态浮躁、内容浮浅、形式浮华的文章和著作,恰恰是思想缺位、价值虚无甚至是思想混乱、价值错置的具体表现。思想是当代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最奇缺的资源。思想如水,润心无声。与其说当下读者阅读不进去有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不如说这些文章和著作还是缺乏真正的思想,因为有多少思想就有多大魅力,更何况思想本身就是一种魅力。
  美好生活与“物质文化生活”之比较
  赵连君在《理论探讨》2018年第6期撰文指出,与“物质文化生活”相比,“美好生活”彰显了人性的光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境界。从词性上看,“物质文化”是名词,“美好”是形容词,它表明一种生活品质、一种生活指向、一种终极关怀、一种温暖的力量。从生活的形态上看,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生活需要。从生活层次上看,物质文化生活是基本需要,美好生活是更高层次的需要。从生活的广度上看,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生活,还包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环境生活、自由生活等,涵盖人的全部生活。从生活的性质上看,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会导致生活的物化、异化,而美好生活是一种高品质的健康生活,能够克服生活物化、异化的倾向。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从“快、多、大”到“高、全、强”
  刘德海在2018年12月12日《中华读书报》撰文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新表述,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准确的认识前提,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当而且必须根据这一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很显然,我们不能再沿着过去解决落后社会生产的理念思路和办法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也不能再沿用过去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理念思路和办法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某种意义上说,从实行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我们解决社会矛盾主要是围绕“快、多、大”这三个字做文章:因为发展落伍,所以追求快,追求速度;因为短缺经济,所以追求多,追求数量;因为经济规模小,所以追求大,追求“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大国”。而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我们应当围绕另外三个字做文章,即“高、全、强”:迈向新征程,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目标内涵是从社会主义大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精准扶贫”到“精准扩中”
  李春玲在《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撰文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政府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国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等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战略,也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加快,许多农民从低收入群体升入较低收入群体,但是迈入中等收入者队伍的人还是极少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非农化是农民实现收入增长的重要方式,通过非农就业和创新,许多以前的农民现今成了中等收入者。继续从事农业或养殖业的人,只有通过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经营,才能成为中等收入者。小农经济很难让农民脱贫致富,如果零散的、低效率的小农大量存在,必将限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提升。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鼓励农民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也可以达到“精准扩中”的效果。特别需要指出,个体经营小本生意是农民和农民工脱贫致富的一个主要途径,然而,目前政府部门实施的自主创业鼓励政策较少关注农民和农民工群体,部分地区的城市管理部门甚至限制或歧视农民和农民工创业,这阻碍了农民和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进程。
  5G的“G”到底是什么
  翟月荧在2019年2月15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通信系统已经由第一代发展到第五代了。第一代即我们所说的1G称为语音时代,采用的技术是模拟通信系统,同时受制于技术和成本等因素,普及率并不高。2G时代就是“文本时代”,我们的通信不仅可以打电话还可以发短信。3G时代又被称为“图片时代”,这个时代是移动通信转变的关键时期,通信不仅仅是打电话和发短信,它实现了无线通信与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手段的结合,最重要一点是能够传输数据信息。现在正在使用的4G通信网络时代,被称为“视频时代”,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且图像传输质量与清晰度可以与电视不相上下的技术产品,缺点就是覆盖范围不够广、数据传输延时长。接下来的5G时代与上面四个时代都有所区别,5G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无线接入技术,而是多种新型无线接入技术和现有演进技术集成后的解决方案的总称,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信技术与互联网的融合。5G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快”,但是5G又不仅仅是快,更多的是实现一种万物互联的状态。如果说1G时代我们看事物需要凭借语音,那么2G时代事物就变成了文本,3G时代事物是一张具体的图片,4G时代事物就是一个可以活动的图片,那么5G时代我们看事物便就是事物本身了。
  智能传播的伦理问题及对策
  董秀成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撰文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给传播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由此产生了智能传播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公众隐私权更容易遭受侵犯;二是机器人写稿容易缺乏应有的新闻关怀;三是新闻的真实性、全面性难以切实把控,客观、公正、平衡的新闻理念受到挑战;四是智能传播特有的智能推送让受众更易身陷“信息茧房”的牢笼,无法真正获知客观世界。智能传播时代的伦理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受众的心理状况,给广大受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智能搜集放任了受众猎奇心理对公众隐私权的侵犯;二是为了博取高流量和点击率的智能推送,致力于使用“尖叫效应”,容易造成舆论生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三是陷入“信息茧房”的受众个体和群体更易极化,从而使其封闭在一个与外界少有交流的价值闭环之中;四是受众身陷“信息茧房”容易造成群体孤岛,从而导致社会黏性丧失。针对智能传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着眼于传媒的良性发展,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智能传播要回归“内容为王”的传媒法则,坚守传播伦理的底线;二是以人为本,重视科技,构建智能传播“人机共生”的和谐局面;三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要有禁区,坚守科技伦理。■
  本栏目编辑:姜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