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在《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撰文认为，改革能力是政治领导力的核心，也是制定与时俱进战略的基本原则。改革就是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进行主观上的自我修正。客观世界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自身政策行为导致的、他国政策行为导致的和非政策因素导致的。无论客观世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其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现实政策不再适宜，于是改革现行政策就成为唯一应对客观世界变化的最佳战略选择。2013年实行“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这一对外政策也面临着如何通过改革增强效力的问题，以及防止地缘政治通道概念的误导。2014年以来，数字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目前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GDP重要来源。数字经济的基础是无线电子通信技术，美国封锁华为，其主要目的是遏制我国在这方面的创新发展，以防我国主导电子通信技术的标准。目前，世界上有70亿人口，其中网民数量已经超过40亿，今后两年内有可能达到50亿。根据这种客观变化，我国对外战略应重点考虑推行全球化的网络。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网络建设应是全球布局。
　　从世界大变局看“两极论”之谬
　　刘建飞在2019年11月8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由于中国的综合实力同其他“多强”成员的差距不断拉大，同“一超”的距离逐渐缩小，再加上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给人们以中美“两极格局”已经形成的印象。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可以发现，“两极论”并不符合事实。首先，在传统的两极格局下，美国与苏联尖锐对抗，互相为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俄罗斯而不是中国，是其主要军事竞争对手。其次，在传统的两极格局下，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各自组成一个阵营，形成对抗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两大集团囊括了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它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决定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态势。而目前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最后，在力量配置上，当初的美苏两国及其掌控的政治军事集团，占有了世界绝大部分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现在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中美之外的力量越来越趋向独立自主。在这种态势下，“两极论”没有多大现实意义，至多是一个立论依据不足的学术话题。
　　科技创新政策、创新能力与企业创新
　　李湛、张良、罗鄂湘在《科研管理》2019年第10期撰文指出，六类科技创新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与机理不同。财政政策、外部规范性政策只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金融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及创新中间转化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知识产权政策对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及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税收政策、人才政策对创新成果产业化三个阶段均产生直接正向影响。构建全面、系统、精准的科技创新政策需要关注不同政策的路径差异特征，发力科技创新政策路径影响的薄弱环节。六类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的政策效应大小不同。政策效应大小依次是人才政策、税收政策、知识产权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外部规范性政策。对于政策效力相对较佳的人才、税收、知识产权政策，更加关注政策制定的导向性；对于政策效力略微薄弱的财政采购、外部规范性政策及金融政策，更加注重政策的措施、实施方式与效力。六类科技创新政策影响企业创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效应差异。六类科技政策整体上主要影响企业创新基础投入能力，其次是创新中间转化能力，最后才是创新产业化实现能力。这可能源于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据此政府必须将有力的政策支持贯穿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的整个过程，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与定力。
　　中国先哲对平等的价值诉求
　　徐珍在《武汉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撰文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哲对平等的追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早在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曾这样那样地表达了各自对平等的价值诉求。孔子明确反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两极分化，阐述了“均”的重要性：“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重视教育平等，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老子也反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贫富不均，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主张。墨子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互利理论，其所谓的“兼爱”，就是在天下公义面前，人人平等。先秦时期的这些平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和老子主张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平均主义的思想源头。明清时期，李赘、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古代的平等思想。例如，李赘认为“麻人非下侯王非高”，主张人无贵贱、“圣与众平等”，还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王夫之主张“均天下”，提出了人们生而拥有土地的平等思想。后在西方近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更是有了自觉的平等理想追求。这突出体现在康有为对人类“大同”世界的向往上。
　　沉浸式体验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业态
　　花建、陈清荷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撰文指出，沉浸式体验是当今文化与科技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业态，也是文化产业领域中具有前沿性和成长性的新兴样式。它在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动下，发展成为集硬件设备、软件内容等于一体的包裹型、多感官、即时型、可控型的体验系统。它在文化产业的领域中，衍生成为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展览、沉浸式娱乐、沉浸式影视、沉浸式遗产保护等丰富的形态。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大学、企业等纷纷加大了对它的研究和开发，中国必须在这一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它的特征和意义看，它是一种以空间造境为核心业态、依托数字化准客体而建立起来的体验活动；它让观众从真实的体验进入虚构的世界，传达了创作者对于自我、万物、世界、宇宙等的新解读和新表达。从它的内在结构和发展机制看，它具有大奇观、超震撼、全体验、逻辑力的产业形态；它集成了大量科技成果的数字化“准客体”，又融入了大量富于现代审美特色的创意内容。从它的创新活力和产业竞争的角度看，中国要加快发展沉浸式体验，就要在文化产业领域推动“科技+文创”，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优势，高度关注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需求，在扩大开放中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自媒体信息暴力的危害及防范
　　周志钧、顾亚慧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微博、贴吧、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平台的普及，使自媒体用户拥有了相对独立的话语权。但由于相关主体法律意识淡薄、网络实名制落实不到位、追责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一些自媒体平台及用户发表、传播带有攻击性、侮辱性、煽动性、威胁性的言论、图片、视频等信息，或通过人肉搜索等方式恶意泄露、散播他人隐私，造成了其他权利主体利益受损，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等严重后果。自媒体平台的良性发展需要社会管理与法律治理形成合力。自媒体平台及用户需要认识到自媒体信息暴力的危害，提高法律意识，在自媒体平台上的行为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除了法律规制外，还需要通过文化建设、社会宣传、道德监督等社会管理方式，鼓励自媒体平台及用户自觉遵守社会道德和基本的网络道德规范，从而抑制自媒体信息暴力，塑造“风清气正”的自媒体环境。
　　本栏目编辑：刘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