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平在2019年12月18日《河北日报》撰文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把发展蓝图画好，把重点工作谋准，锲而不舍狠抓落实，一以贯之地干下去，就能干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把本地本单位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强化抓落实的机制，需要做到“四个熟悉”：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熟悉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熟悉先进地区单位的经验做法，熟悉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提高决策能力。用好“四个干”机制，即“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什么时间干成”，可以有力推动蓝图变成现实。领导干部全面提高素质能力，增强本领，要做到“四个贯通”：理论与实践贯通，历史与现实贯通，国内与国际贯通，文理贯通。领导干部努力做到“四个熟悉”“四个干”“四个贯通”，就能够达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练就“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和“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就能够干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枫桥经验”何以长青

　　卜清平在《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撰文认为，从过去到当下五十多年发展历程揭示了“枫桥经验”之所以长青，是由于政治机会结构、政府运作、经验禀赋三者相互形塑的结果。具体而言，第一，国家始终有社会动员的需要，而社会动员又需要典型示范，这无疑为“枫桥经验”的产生、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外在的机会空间；第二，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在国家动员背景下，始终有为中央供给典型经验的动力，压力型体制下政府部门持续的运作为“枫桥经验”延续提供重要保障；第三，经验禀赋是其长青的合法性基础。从“枫桥经验”内在演变过程来看，其本质内涵始终未变，即依靠人民群众，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虽然在不同阶段表现形式有所差异。同时，经验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及其发展过程中所累积的资本提供了合法性支持。由此，政治机会结构、经验禀赋、政府运作的相互形塑实现了“枫桥经验”的延续与长青。

　　监视型资本主义

　　陈本皓在《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撰文认为，监视型资本主义主要指依托于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进行的商业操作系统。在这个环境中个人的信息是企业资本的增值核心。谷歌、脸书这类本质上依靠广告盈利的公司在网络上监控并挖掘个人所留下的信息，并将其用于独家分析及算法产品，最终通过宣扬广告精准发放，用买家竞价的模式将这些数据售出，整个过程构建了一种监视型产业的模板。这个模板陆续被世界上大部分的网络公司所仿制，最终形成了监视型资本主义。监视型资本主义所搜集的信息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来自网络经济交易的内容；第二，来源于埋藏在物体、身体和各个地方的感应器，如运动记录仪和家庭监视器；第三，源于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库，包括银行、医疗、信用等相关的内容；第四，用户在网络上留下的资料。由于大数据本身是对个人在电脑上操作的数据进行捕捉所累积起来的数据库，这些琐碎和瞬间即逝的信息因此变得很重要，这些数据被搜索、数据化、抽象、累积、分析、打包、销售，然后再度接受分析，并再销售出去。每一个比特的数据，不管多琐碎，都拥有潜在的价值。这种通过数据挖掘信息价值的做法越来越遭到质疑：第一，大数据收集具有单向性，使用这些数据的公司没有征得数据生产者的同意，单方面地用于自身盈利；第二，大数据的使用实际上处于法律的守护范围之外，即便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也受不到相应的规制；第三，互联网公司将用户的注意力往效率和功能上转移，让他们理所当然地放弃隐私；第四，高度的竞争使人们不得不使用那些公司提供的最新软件，而在使用这些软件的同时便不自觉地加入了监视型资本主义。

　　“碎片化”阅读并非洪水猛兽

　　陆新蕾在2019年12月6日《文汇报》撰文指出，当我们惊叹移动互联网把场景的碎片化和信息的碎片化推向极致时，大家可能忘记了这种碎片化生存一直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特点，即在碎片化的场景中有意无意地获取碎片化的信息。大段时间高度专注的书籍阅读仍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模式，但这种专注的长时间阅读并非人人可为，它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而习得的能力。来势汹汹的移动新媒体所助推的信息碎片化现象并非洪水猛兽，相反，它拓展了所有人的学习途径，从文字、图片到短视频，文本的形式也更多样化。这对过去没有书籍阅读习惯的人而言尤其重要。当然，很多人感受到了对新媒体娱乐功能的强烈依赖性，信息时代给予个人日常生活的丰富选择势必要求现代人必须有一定的时间管理的素养和自控能力，至少碎片化传播不应该来背这个锅。因此，我们不必在“如何阅读”的问题上纠结，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阅读什么”。一方面，哪怕有些人在互联网平台上接触到的都是学者眼中“无用”的信息，这也只能说明他们的学习模式没有因为新媒体而获得改善，和过去相比并非更糟；另一方面，身处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依然无法回避传统阅读模式中就存在的“读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传播和利用有益或有用的碎片化信息。

　　疼痛的社会文化属性

　　郑艳姬、吕沁在《医学与哲学》2019年第22期撰文指出，疼痛绝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感觉与表现，它还具有“情绪”层面的意义，因此它是生物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结合体。它存在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空间，具有不同生活经验、拥有不同痛苦感受能力的个体身上，不同的历史时期饱含着对疼痛的不同价值取向及意义的建构。当个体表现出他人能感知的疼痛行为以后，这时候的疼痛变成了一种社会事件，疼痛者希望社会对这种疼痛有一种反应。当把疼痛放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境况中时，疼痛作为人类“苦痛”的一部分而存在，彰显了权力与社会结构两层意义。作为承载这种独特感受的个体，疼痛带来的表达方式又与个体所在文化的熏陶以及个体对疼痛的认识有关。每一种疼痛对于个体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并且这种独特性也是疼痛的本质之一。对疼痛的解读，关注的不仅仅是其身体层面的痛苦与不适，更需要解读其疼痛叙事之后的需求与期待。疼痛主体对疼痛的诉说其实就是他们表达诉求、寻求帮助与求得关怀的一个过程。如何发现疼痛及其背后的意涵，这不仅关乎解除疼痛的方式，也是认识个体对人生经历理解与表述的途径，对疼痛本质的认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栏目编辑：曾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