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及其现实启示
　　石仲泉在2021年2月23日《光明日报》撰文认为，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及其现实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服从核心、维护核心，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且拥有坚强领导核心。（2）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基本国情，尊重客观规律。（3）科学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主体地位，要求全党“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5）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新阶段。面向未来，要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十四五”时期供给侧新动能的培育
　　任保平在《学术硏究》2020年第12期撰文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新动能的培育需要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趋势，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科技创新引领新动能培育。数字经济要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新经济”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通过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新动能。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配套优势和多层次的空间梯度优势，形成一批在国际上具有综合竞争能力的产业。第三，从人力资本服务人手培育新动能。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新动能，要放手让企业家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组合要素，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激发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家创新的原动力。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方面培育新动能，要增加知识技能型劳动力的供应，培育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要健全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通过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培育新动能，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造就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与对策
　　龚晓莺、杨柔在《当代经济硏究》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我国现阶段仍存在制约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其根源在于数字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关系的不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第一，在数字生产(环节)关系上，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数字化发展不均衡，数字劳动加重了劳动者的负担。第二，在数字交换关系上，“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的现象阻碍数据交换的自由流动与开放共享。第三，在数字分配关系上，资本积累两极分化趋势加重，区域、城乡数字鸿沟显著。第四，在数据消费关系上，数字消费空间仍需拓展。应当既从根源出发，又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突出矛盾具体表现出发，对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其一，加速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劳动相关法律法规；其二，促进数字分配更为公平，缩小我国数字鸿沟；其三，破除数字交换的“数据孤岛”与“数据烟囱”现象；其四，拓展居民数字消费空间，引导正确数字消费观。
新时代传承革命文化的路径
　　邵艳梅、王悦在《邯郸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撰文指出，革命文化作为一种积极进步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是民族文化主导力的象征，从创立伊始就把解放劳苦大众、繁荣国家、复兴民族、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现阶段对革命文化的利用、弘扬、继承很有必要、正当其时，所以我们要不断学习革命精神，不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不断探索传承革命文化新途径。当前，传承革命文化面临着国内外环境和主客观条件的双重考验，我们必须优化传承革命文化的新路径，开辟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新途径，开创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的新前景。(一)探析传承革命文化的方式。当前探析传承革命文化的方式可以采取法治治理和人工智能双管齐下的方法。(二)优化弘扬革命文化的环境。社会环境的营造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上至党和政府，下至学校家庭，每一环节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整合革命文化资源。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是文化，要高度重视文化强国的建设，进一步推动经济与文化的紧密融合，进一步加强革命文化与优化市场的良性结合，赢得繁荣革命文化的新优势。
交流模式的变迁
　　胡泳在《现代传播》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交流模式是用于解释人类交流过程的概念模式。根据人类交流活动的轨迹，按照交流媒介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交流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口传阶段、报纸阶段、广播电视阶段以及互联网和移动通信阶段。在前工业化的口传时期，交流的互动性最高；在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阶段，互动性逐渐走低，直至跌到谷底；一直到互联网的发明、数字媒介的出现，互动性才开始重新爬升，尤其是在社交媒介普及以后，造就了网络用户互动的空前浪潮。进入21世纪，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传媒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撼动，我们迫切需要对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交流模式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提炼。抛除媒介中心论的视角，意味着重新界定新闻、传播乃至媒介的边界，把人的互动性视为原本僵化的媒介结构中的崭新动能，这种动能所及之处，不仅冲击着传统媒介的内容与形式，瓦解着传统媒介的专业性，而且也预示着新闻传播实践与理论的未来方向。互联网使我们重归个人的、互动的交流，只不过在前工业时代的口传中交流更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而在互联网时代，更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庄子顺论及其治理意蕴
　　经纶在《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庄子顺论主要关切性命安顿问题，也包涵着治理智慧。顺主要有三重内涵：存在之顺、实践之顺和理想境界之大顺。存在之顺是以道为根据的天地之顺赋予性命内在之顺，为性命的应有状态，也是“一”分化之初的社会状态，具有道属性并存有德，为确保不同性命能够相处共存提供了内在依据；实践之顺是以循道为根本导向、顺性为根本方法，具体表现为顺物、顺人、顺心和顺命；理想境界“大顺”为各层面实践之顺的理想目标“总和”亦即体道状态，由此展开了顺内在于性命又通过顺之实践而归于大顺理想境界的逻辑线索和理论架构。庄子本着由性命修养的关键即治心或神进而推及到治物、治天下的思路，提醒人们要做到：顺万物自然，不破坏其生存方式与状态；顺民意，尊重多元主体的独立性，不忽视无用之用的存在价值；消除自我偏见，避免情感过度反应和情绪滋长膨胀；敬畏生命，正视责任义务和不可解决的困难，坦然应对各种变故。庄子顺论主要关切“生”之后的“活”，体现了对生命与秩序关照的彻底性，这启示我们，在突出强调“和文化精神的同时，顺”的价值意义有必要引起注意。■
本栏目编辑：刘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