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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辑要

老子哲学与生命超越等6则

(发布时间:2021-08-12)


老子哲学与生命超越
  张剑伟在《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老子哲学十分强调生命价值的崇高与神圣,同时注重精神生命的提升与超越并将精神生命作为肉体生命的延伸加以极力倡导,从一定意义上说,老子哲学就是一种人生哲学。按照老子的人生哲学,首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利益众生和成全他人。老子以天地为喻,认为人应效法天地,通过无私而实现长久,所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成其私”之“私”,不是自私之私,而应读为是,即一种内在规定性,翻译过来可表述为:无私是圣人之所以能成其为圣人的一种内在规定性。正是因为无私,圣人才能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才能“常善救人”“常善救物”。这些思想对于人们平抑狂躁心态、克服人性弱点、实现人生价值,意义深远。其次,人生的快乐在于知足。不知足,不满足,欲壑难填,心为物役,不仅让人焦躁不安,痛苦难耐,失却人生的乐趣、价值和意义,而且极易戕害健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个体生命的本真意义和价值并不取决于肉体生命的久暂,而取决于精神生命的延展。
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赵永春在《社会科学》 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始走向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天下”和“中国”观念最终完成了分离。
人性与道德的伦理之思
  王正平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人性中有道德的善与美,讲道德必须讲人性。中国传统伦理肯定人有“好利”“好声色”“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重视“理寓于欲中”,又强调“导欲于理”。西方伦理思想认为人性有“自爱自保”“趋乐避苦”“利己心”的一面,又有“同情心”“仁爱心”的一面,人性是一切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的基础。现代心理科学理论揭示了由人本性所规定的饮食男女的心理欲求,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产生的客观心理基础,人的心理需求是人深刻的内在道德动机和道德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道德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实践精神”。人性具有自然本性,又有社会属性,人性通过“需要”和“利益”这两个关键因素对道德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和驱动作用。道德则通过心理引导和利益调节的方式改善人性。人性决定和制约道德,道德又调节和完善人性。在当前道德价值观念纷争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重建合乎人性的道德理念,大力倡导“善良人性,这个可以成为全社会和全人类唯一达成“叠加共识”的伦理道德,重建良好的道德的秩序。
新时代健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实现路径
  薛瑞汉在《中州学刊》 2021年第3期撰文认为,健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当前,各地在构建容错纠错机制方面还存在着构建容错免责的事由缺乏规范化认定,地方政策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存在不一致,各地容错纠错的政策文件规定差异较大,容错与纠错出现不平衡以及容错纠错相关配套制度尚未形成等问题。健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实践中通盘考虑、稳步推进。一是树立适度容错和科学纠错的观念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关心、支持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二是确定容错纠错对象的正负清单,同时要对清单实行动态化管理。三是衔接容错纠错的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让容错纠错机制与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四是制定严格规范的容错纠错程序,保证程序公开透明、阳光运行。五是建立和完善容错纠错的配套制度。六是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使容错纠错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数字劳动的未来图景与发展对策
  吴鼎铭、吕山在《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数字劳动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一种显在现象。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替代传统劳动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工作岗位和工作部门,并驱使劳动力市场走向人机合作与岗位极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弹性雇佣制度依托互联网平台在三个环节驱动了数字劳动“加速”:快速招纳与聘用、劳动生产与流通过程的时间压缩、自由随时解聘。网络平台依托“加速”劳动,极大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提高了大众对于“加速”的渴望,而这又反过来驱动技术的升级改造,迎合人们对于速度的追求。因此,从技术到制度有针对性地保障数字劳工权益,成为未来数字劳动发展的核心议题。技术层面,区块链为互联网产业变革与数字劳动的健康注入了新的可能性,也为数字劳工维护自我权益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制度层面,当下中国法律对数字劳工的制度性保障采用一事一议的原则,为权责边界模糊的弹性雇佣制度赋予了具体化、可操作的纠纷判决标准。设计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的非标准劳动关系合同、保障数字劳工权益成为了传播学、法学等领域学者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网络时代青年社会交往的变化
  田丰、李夏青在《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虚拟空间互动已经广泛存在于青年人日常生活之中,网络社交行为对青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了深刻影响。网络时代互动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作为一种既成事实,强弱二元分割的关系理论已然不能充分解释。伴随着社交软件数量的激增与功能的完善,虚拟空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交关系网络,能够移植、拓展甚至独立培育新的现实社会关系,并充分发挥关系效用。青年人的强关系连接所需的互动频率能够借助社交软件轻松达成;丰富的网络社交功能为青年人提供了多样的社交形式,新出现的点赞、评论等轻量级行为以及多主体互动的群体聊天等社交形式都能够达到沟通情感的作用;现实与虚拟的边界淡化,虚拟空间内的现实强关系在虚拟空间依旧信任亲密,并且网络管理的进步融合了规范与脱域两种优势,信任与亲密在网络社交内的实现,带动了虚拟关系独立培育强关系的可能;亲缘、地缘或业缘不再是强关系的产生与维持的限制条件,强关系群体主体异质性更强,推动着虚拟强关系在青年人社交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本栏目编辑:刘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