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忠

　　省委、省政府决定用三天时间专门举办这次研讨班，让同志们坐下来就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进行专题学习、研讨，目的就是要办好市场大学，让大家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学会运用市场的办法开展工作，努力推动湖北的改革发展走在前列。下面，我结合个人的工作、学习体会，与同志们交流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办好市场大学是抓好经济工作的源头

　　市场大学是个形象的比喻。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强调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以期提高全党、全社会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们下决心、下大功夫开办市场大学，就是着眼于经济工作、改革创新的源头，从思想观念、理念、文化入手，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来一次市场意识的再启蒙、市场文化的再塑造，真正让市场决定论入脑入心。

　　1.办好市场大学最根本的是要深化对市场决定论的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特别是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市场的作用摆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这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产物，是我们党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历史性突破和新飞跃。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市场规律、市场取向、市场决定，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字，但其形成过程却是异常的艰难和曲折。可以把这个漫长的认识过程概括为两点：一是“千年之旅”，二是“甲子之役”。

　　所谓“千年之旅”，是指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有着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传统，而市场的意识、思维、观念、文化则相对比较淡薄，因而对“商”始终带着深度有色眼镜。这种传统使得我们凡事不能提“商”，不能搞市场，虽然存在以货币为纽带的商品交易，但统治阶级始终在价值观上、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把“商”打压到最低地位，导致中国陷入封闭、保守、自大、落后这一万劫不复的境地，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巨大的市场差距。明末清初中国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市场经济的曙光未能穿透封建专制的重重黑幕。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震醒了中国的仁人志士，其中的杰出代表逐渐认识到实业兴国、商业兴国的市场逻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也有所醒悟，洋务派在开展洋务运动中引入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市场元素，但也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夹缝中求生存，难以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旧中国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都极度落后，在经济发展的观念理念、体制机制等方面无法融入世界潮流，始终在低层次徘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市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市场决定论才穿越“千年之旅”，真正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所谓“甲子之役”，是指我们党经过60多年的奋斗探索，才真正形成市场决定论，才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与国际接轨。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逐步走上计划经济道路，并借鉴斯大林模式，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强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个模式在一穷二白、经济基础落后的背景下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筑牢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建立了历史功绩。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一开始被等同于资本主义，从事市场经济、商品交易的行为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我本人也曾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对人为消灭市场的恶果深有体会。即使到改革开放初期，大家依然排斥市场，拒绝市场，仍然把市场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划上一道鸿沟。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才从根本上为市场正名。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要善于利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或手段，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实际上明确了市场也是覆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工具，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工具性作用”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立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党进一步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认识实现了新的突破和飞跃。这种突破和飞跃历经60多年，如同经历过一场大的战役，堪称“甲子之役”。

　　“千年之旅”也好，“甲子之役”也罢，我们终于确立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命题，这是历史的真正突破和飞跃。我们一定要把市场决定论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坚持好、发展好、落实好。

　　2.办好市场大学最现实的是要推动湖北的转型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我体会，“新常态”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发展形态，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新常态”的内生动力之源，市场决定增长速度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期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相比，从表面上看“新常态”下发展速度似乎是慢下来了，但实际上不是慢，而是竞进提质、升级增效。对湖北而言，我们不仅要实现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型，从非绿色到绿色的转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适应“新常态”，实现市场转型。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决不能松气，要在创新发展、集约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上下功夫；另一方面，更要在市场转型上下功夫。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维”纲要不是理论探讨，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针，其中市场决定取舍是核心环节。我们强调绿色决定生死，不是简单地提倡环境保护，而是要把绿色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旅游产业、群众收入，没有市场机制、市场规律、市场办法，绿色发展不可能实现。我们强调民生决定目的，民生工作也是重要的经济工作，教育要有投入，医疗要有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投入，投入靠什么？也要靠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市场办法，通过市场降低民生成本、增加民生效益。所以说，“三维”纲要的核心环节是市场决定取舍，没有市场转型，绿色发展、民生保障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因此，在“新常态”下抓好经济工作、推进转型发展，需要我们办好市场大学。

　　3.办好市场大学最迫切的是要实现“灵魂革命”

　　在经济工作领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开办市场大学，主要补“市场决定”的课，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市场理念根植到思想里面，融化在血液当中。由于历史、文化、地域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在接受市场时，有两个“茧壳”比沿海发达地区更硬、更厚一些：一是荆楚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文化越是深厚的地方，对于新的理念，像市场体制机制、市场文化理念接受起来难度越大。湖北在历史上崇文重武，党、政、军，文、史、哲等方面人才很多，军事家、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数不胜数，但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湖北比较缺企业家、商人，缺全民创新创业的氛围。岭南文化在深度、厚度上比荆楚文化差得远，但岭南人接受商品文化、市场文化很快，骨子里就有市场经济的理念。如果荆楚文化底蕴再加上市场的体制机制，湖北就具备了双重优势。二是计划经济影响较重。湖北有东风、武钢、武船、武重等多个计划经济时代布局的大型企业和一系列科研院所，国有经济比重较大，计划经济主导的传统观念与市场经济理念格格不入，必然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湖北缺少名扬四海的品牌、航母级的民营企业，全民创业的氛围不浓，都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惯性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必须在各级领导干部头脑中真正确立市场经济的理念、观念、文化，深刻认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抓改革创新也好，抓经济工作也好，源头的源头是从办好市场大学抓起。

　　二、上好市场大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领导干部上好市场大学，不是为了下海当老板，而是为了更好地履职履责，推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

　　1.上好市场大学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这一原理观察我国的制度框架，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基础是什么？无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发挥出了巨大作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因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用市场经济的理念改革、创新、改造经济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体制机制与世界发展大潮的融合。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传统的苏联模式，我们照搬照套了几十年，结果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崩溃，最后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挽狂澜，以无比的勇气和智慧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体制机制下，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人还是这些人，但国家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机制变化了。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搞活了，一些地方甚至开起了“比富大会”，这在以前是大逆不道的，但在全新的制度环境下，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的解放，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实践证明，生产要素是相对静止的，体制机制是活的，体制机制决定一切，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没有新制度、新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活力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激发，就不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上好市场大学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全面深化改革思路和方向。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有许多科学预测，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更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大范围、全局性、长时间的矛盾和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逝世了，尽管他生前已经看到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等一些新的政策举措，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和实践。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也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探索，但却犯下了严重错误，取得的成功经验不多。我们为什么能用30多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300年的发展历程，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抓住了市场、抓住了市场经济这个根本。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同样不能丢了市场决定这一重要法宝。要按照中央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阶段，坚持市场取向，把推进市场化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作为全省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比如，我们推进简政放权，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了200项、300项，这都是在数量上做文章，到底保留多少审批事项为合适？不是以数量多少为标准，不是少就好，也不是多就不好。必须坚持市场取向，合理确定行政审批事项。借用成都武侯祠门联上的一句话，“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如果我们把握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根本，在推进改革时不尊重市场规律，那就会进退维谷，多也不对，少也不对。

　　3.上好市场大学有利于进一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我们不办好市场大学、学好市场课程，想与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那就是空话。什么是国际化？国际化的核心就是经济全球化，就是市场在全球配置资源，这是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基本内涵。把握不好这个内涵，走出去实现更大空间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要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市场体制、市场规则、市场理念这一关必须要过，必须和世界同步。记得当年谈判加入世贸组织时，我在广东工作，接触商务部的同志比较多，这些同志都说，加入世贸组织是一场大战，阻力既在美国，更在我们自己。当时很多部门和领导干部提出不要加入世贸组织，说加入世贸组织是与狼共舞、与虎谋皮，最后会被狼堵截、被虎吃掉。但党中央英明决策：一定要加入！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全球贸易中赢得了巨大红利，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实践再次证明，与狼共舞，会舞出一套更具优势的经济制度体系；与虎谋皮，会谋出一个更具竞争力和活力的市场空间。这充分说明，当初的胆怯、懦弱、恐惧，不是由于外在力量的强大，而在于自身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理念观念上的落后。当前美、日、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新的世界贸易规则，在亚洲，美国将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越南都拉进《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在欧洲，美欧正在加紧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北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覆盖整个北美大陆。如今，美国主导下的新贸易规则只有一条原则，即“ABC”——中国除外（Anyone But China）。之前，我们为了加入WTO，费了多年努力，好不容易加入进来了，适应规则了，发达国家又不玩原来那一套了，开始制定新规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好，不能在投资贸易便利化上取得新的突破，那么就有可能被美、日、欧甚至许多周边发展中国家孤立起来，再次被边缘化。上海自贸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而生的。设立上海自贸区，就是为了先行试点，探索如何适应新一轮国际投资贸易便利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按照国际通用规则不断优化对全球范围内的企业、投资、贸易的服务，以开放倒逼改革，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加快发展步伐。所以，上海自贸区的意义决不在于给企业几项优惠政策，或者降几个百分点的税收，而是担负着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的重大使命。如果我们不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在国际上会被边缘化，在国内也会被边缘化。因此，上海自贸区成立后，我们及时进行了考察学习，把自贸区的实质性改革举措带回来，在湖北迅速推开，目前已经在东湖高新区、襄阳、宜昌努力推进，改革成效已经开始显现。

　　4.办好市场大学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办市场大学、学市场课程，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的领导干部成为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遵循市场规律，把市场规律吃透后，无论在武汉、襄阳、宜昌工作，还是在恩施、长阳、五峰等偏远地区工作，都会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因为要素是静止的，市场是活的，只要能吃透、弄通、善用市场规律、市场规则，无论在哪里，都一定能开创改革发展的大好局面。我在广东惠州工作时，联想集团在惠州建了一个生产基地，很多过来参观的同志问我们，这个基地有没有核心技术？我们回答说没有核心技术。他们纷纷摇头说不行，实际上核心技术得看是用在什么时候。刚刚起步就瞄准核心技术是不现实的。当时一台片状元件贴装机就价值200万美元，仅一台机器就价值不菲，更别说巨大的研发投入了。当时联想集团根据形势制定发展战略，按照“贸工技”思路谋发展，把贸易排在第一位，我们非常赞同。但有些专家说不行，应该搞“技工贸”，把核心技术排在第一，这就是忽视经济发展规律。市场经济是讲究发展规律的，是一二三还是三二一，关键看我们具备什么条件。资金少、起步晚，哪能大笔投资搞研发？必须一步一步来，逐步做大做强。后来联想取得了巨大成功，连IBM的个人电脑业务都被收购了。现在看来，当时我们的发展战略、发展理念是正确的。现在联想把最新的移动终端放到湖北，也是“贸工技”的思路，我们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来，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不要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在座的抓经济工作的同志决不能做市场经济的外行，要通过市场大学，学会运用市场规律，根据本地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制定改革发展战略。

　　5.上好市场大学有利于进一步激活湖北的潜在优势。湖北具备区位、人才、科技等方面的潜在优势，如果讲差距，我们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最大的差距不在于资源、人才、交通，而在于市场理念、文化、观念。市场大学如果办不好，我们的潜在优势还是发挥不出来。如果我们的市场体制机制、观念理念处于劣势，其他优势就是给别人准备的；市场大学如果办不好，其他大学办好了也是给人家准备的。湖北科教实力雄厚，科教实力数倍于一些沿海发达省份，但为什么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总量却相差这么多？我们要深入分析。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理解，是从科技作为生产要素来讲的。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优越的体制机制是基础、是根本。如果抱着科技优势坐等发展，没有市场的理念和体制机制，最终也只能是坐看宝山，两手空空。比如，我们的科研院所有很多创新创造，不少科研人员在发明和研究阶段孜孜不倦，但到了产业化阶段却不知所措。有些科研成果持有人只追求学术突破，仅限于将研究成果发表于学术期刊；有些虽然创办了公司，想要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却过分追求股权控制，对货币资本的地位认识不足，导致科技成果长期“待字闺中”、束之高阁。这都是浪费国家智力成果的表现，都是缺乏市场经济理念的表现。从服务全国的角度，湖北办大学为全国服务，这是好事，但反过来想一想，我们办好大学只是为了其他地方的发展，给其他省市供应人才、科研成果、发明专利，作为湖北的干部作何感想？这不是一种悲哀吗？要将湖北的潜在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必须办好市场大学，学好市场课程。

　　6.上好市场大学有利于进一步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各项工作。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要懂得市场、明白市场、尊重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服务到位、服务到心。有些领导干部没有市场理念、不懂市场经济，却打着关怀企业和企业家的旗帜，天天去企业指导工作，这其实是干扰工作。还有些同志积极捍卫湖北利益、捍卫国有资产，但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捍卫不到点子上。为了所谓的捍卫，不惜拒优势投资于门外，生怕湖北的利益被别人分了一杯羹，对别人的价值和优势在哪里都不了解，而是简单粗暴地凭感情处理问题，这其实就是短视。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关怀和支持，要像打点滴那样滴到最需要的地方。为什么有些地方硬件条件差些，企业家也愿意去，愿意在那里发展？因为那里的领导真正体谅企业家。靠什么体谅呢？靠市场经济知识、领导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体谅到心坎上，服务到关键处。现在我们一讲搞项目，县长找市长，市长找省长，省长找财政厅长。这个路不能再走，也走不下去了，必须要找市场。要有开阔的市场视野、长远的市场眼光、雄阔的市场手笔，才能为湖北赢得大利益、大发展。没有市场理念，不尊重市场规律，自以为是、闭门造车，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

　　7.上好市场大学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管理”到“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理念和方式却发生了根本转变。之所以由“管理”转向“治理”，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快速发展、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主体多元化、思想价值多元化、社会结构多元化、管理对象多元化、社会诉求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管理方式必须因时而动、因势而变。过去的管理是党和政府直接操作，但如今的治理体系是个多维系统。拿农村治理来讲，还用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严盯死管的方法是不行的，现在农村社会和人员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如果我们不认清形势，不从市场这个根本上加以把握，是不可能实现有效治理的。再比如城市治理，也与市场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还要经营城市。城市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就是一个重要课题。武汉这几年几千亿的城市建设资金从哪里来？过去靠国家计划安排，捉襟见肘。现在运用市场方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投入使土地升值，通过文化思想、科学教育等软件投入使城市魅力升格，以优化治理提升城市价值，市场融资就会更加容易。这一成功案例的核心，就在于引入了市场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要运用市场机制。要在廉政建设上标本兼治，就必须围绕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建立和完善制度，将权力运行中可以交给市场处理的事情，比如政府采购、招投标等统统交给市场，通过引入市场经济透明交易、门槛平等、程序规范等原则，压缩黑箱操作的空间，预防和减少腐败。

　　三、上好市场大学必须把握课程重点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全省各地、各部门的“主官”，是推进湖北市场化改革“关键的少数”，必须率先全身心投入市场化改革浪潮，在市场大学中解放思想、适应规律、增进本领。我体会，领导干部上好市场大学要把握好以下几个要点。

　　1.上好市场大学，解放思想是首要

　　我们办好市场大学、念好市场课程、熟悉市场规律，关键要在牢固树立市场化的理念、植入市场化的思想、培育市场化的价值观上多下功夫。我们经过“千年之旅”，经历“甲子之役”，最终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核心就是要突破小农意识、重农抑商、计划经济等传统思维观念的束缚。实践证明，市场化进程中思想观念的碉堡最坚固，灵魂深处的藩篱最顽固，我们就要在这个层次上深入解放思想。第一，解放思想的关键在于树立市场化的思想理念。湖北曾经是“老牌”市场大学，历史上并不缺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春秋时楚国就出现了刀币、布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专门记载了西汉之前从事“货殖”等商业活动的杰出人物，其中赫赫有名的范蠡正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处于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的核心就是农业、自然经济，主要以传统的小农意识、农本商末意识为主导，“凡商必奸、无商不奸”，“市场经济不用分析，一竿子打下去都有问题”等传统思想长期占领着人们的头脑，并不停作祟。行动来自方针政策，方针政策来自于理念，理念由价值观决定，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关键，就是要把市场化的价值观、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人都有趋利的倾向等等这些理念植入我们的脑海，坚持用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市场化的思想理念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第二，解放思想的核心在于建立先进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市场化的价值观决定着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是市场化理念的深刻体现。为什么我们有些科技成果专利持有人“爱才不爱财”？是因为没有现代化的财富观，没有市场化的价值观。如果说科技资源这一要素是燃油，那么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就是发动机，优质要素遇不到先进的体制机制，相当于有燃油没有优质发动机，燃油还是燃油，没有用武之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车轮也不能奔驰起来。我们没有体制机制的发动机，但沿海发达地区有，所以我们的燃油资源都跑到沿海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湖北科教资源雄厚，而经济却赶不上沿海发达地区，甚至某些时候都被周边省份赶超的重要原因。我们的差距就在于市场化体制机制的差距。没有市场化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传统的优势也难以保持。华中科技大学近年来在深圳、东莞投资力度越来越大，因为沿海地区市场激励大、回报高。如果我们体制机制丧失了优势，我们的人才科教优势、传统资源的优势也会丧失。市场化体制机制落后，即使我们其他方面资源丰富，作风扎实，气场强大，最后发展也要落后。但如果市场化体制机制先进，即使缺乏要素，我们也可以聚集，世界就是这么神奇。第三，解放思想的重点在于破除“官本位”，杜绝好心办蠢事的现象。领导干部要上好市场大学，需要抛开传统思想，需要破除“官本位”意识，需要解除审批权力对思维理念的束缚。当前，全省各级政府在项目审批、推动发展上屡屡出现好心办成蠢事、贻误发展良机的现象。不是我们人蠢，而是思维理念、体制机制抑制了我们敢闯敢试、大胆创新的发展势头。比如红安的电子商务企业发展得不错，希望在经济开发区建设一个全国性的电子物流示范园区。全国性的示范园区我们省一级没有审批权限，但是作为省一级的示范园区还是可以创建。有关省直部门提出要等电子商务企业集聚成规模效益后，再授牌示范园区。这个按部就班的逻辑似乎是对的，其实大错特错。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只是一个3万多居民的沿海小镇，邓小平同志画一个圈作为“经济特区”推进发展。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应该在2005年等深圳发展起来了才能挂“经济特区”的牌子。通过挂牌子，以无形资产吸引各种投资，集聚市场主体，有什么不好呢？我为什么反复举这个例子，因为太典型了，出发点是为省委、省政府负责，结果是好心办了蠢事。事小说明问题大，我们要通过典型事件，进一步反思所作所为，解放思想，提高认识。

　　2.上好市场大学，必须主动适应市场规律

　　要想在市场当中有所作为，就要好好学习市场规律、适应市场规律，该管的要管，该把握的要把握。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谁大谁强就能活下来，关键是要适应环境、适应变化。第一，适应市场规律，必须认清市场规律。市场不是天使，市场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冷酷无情，同情一下、照顾一下、恩惠一下，都难以改变规则。在日本和韩国，我们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非常流行，被他们将当作商战的兵书。这告诉我们，只有认清市场规律，善用市场规律才能赢得市场、抢占市场，市场就是战场，市场规律就是战争法则。湖北有优势，但我们不能有幻想，要在适应上下功夫，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做适应市场、学习市场、善用市场的行家里手。如果不适应，就会被淘汰。第二，适应市场规律，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认识到市场的“两面性”，努力在运用市场规律和加强市场监管方面大有作为。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资本主体、经营主体、财产主体等各类市场主体都参与公平竞争，都要在规则透明的情况下通过辛勤奋斗开展竞争，凭实力定纷止争、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也会出现调节失灵，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能简单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借口，听之任之，该出手时要出手，每一级政府都要肩负起监管责任。要注重规划引领，依法依规加强市场监管，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提供保障，创造环境。我们学习上海自贸区，推行投资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改革举措，采取负面清单模式，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放松市场主体准入管制，这就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难度更大、挑战更大。我们要通过扶持和监管，激发创业热情，营造全民创业氛围。第三，适应市场规律，必须敢下狠劲、敢于担当、敢抓敢管。适应市场化改革，既要全省交流思想，统一认识，深入动员，还要有强力的实施举措和推进力度，需要我们敢下狠劲，提倡“来凤之狠”。对来凤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狠劲，我曾经作过批示：来凤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的狠话讲得好，是讲作为、抓落实、勇担当的体现。改革创新是硬任务，不能软落实，要敢讲狠话，还要真正狠抓落实。改革创新也需要狠劲儿，在难题难点上不敢狠，就是不敢担当。来凤之狠，应在全省倡行。弘扬“来凤之狠”的关键在于在座的各位“主官”，能不能狠体现的是担当问题、作风问题、水平问题和能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动不动手最为关键，只要敢下狠手就会有好的效果。我们个人可以等，但湖北改革发展的事业不能等。可以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中，全国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湖北能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键看领导干部敢不敢担当、敢不敢狠抓、敢不敢抓到位、管到位。面对改革不敢碰、爱惜自己“羽毛”的同志，应该在“来凤之狠”面前对照对照、思考思考。最近，崇阳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也下了狠劲。山区的同志能做到，其他地方的同志为什么做不到？只要我们各级党委政府敢下决心、肯下狠劲，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就没有推进不了的改革。

　　3.上好市场大学，要提升驾驭市场经济的信心和能力

　　办好市场大学，念好市场课程，需要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本领恐慌、知识恐慌的压力，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向企业家学习，把握规律，学以致用，不断提升驾驭市场经济的信心和能力。一是要增强信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我们办好市场大学、发展市场经济，应该坚定信心。湖北从过去到现在都有基础、有条件办好市场大学，能够在市场化改革中争当先进。湖北有丰富的市场基因，清末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兴办实业，办大工厂，运用的就是市场的办法，创办的汉冶萍公司是股份制公司，发行股票，为湖北工业化注入市场元素。民国时期，大武汉就与大上海齐名，处于东西南北货物交汇之地，“货到武汉自然活”是湖北市场枢纽地位的写照。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汉首先爆发，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就是因为当时武汉的近代工业、商品流通、新思想传播等积极因素，促使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到了突破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临界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到，“古老的氏族制度抵挡不住货币的进军。”商品经济一旦繁荣发展，过去的制度体系就会土崩瓦解。在当今的市场大潮中，也涌现出了像陈东升、雷军等一大批有分量的湖北企业家，所以，我们办好市场大学、学好市场课程是有条件的，我们要有信心。二是要提升能力。省委、省政府在任务紧迫、时间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抽出3天时间举办研讨班，把各地、各部门的党政一把手集中起来学习，成本高、代价大，但只要我们在学习中达到了解放思想、转变理念、培植市场文化的目的，都是值得的，也符合市场原则。学习期间，大家要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学习理论知识，学习市场化改革案例。当然，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大家除了在课堂上要认真学习，更要向实践学习、向企业家学习。要与企业家交朋友，交朋友不是勾肩搭背、行贿受贿、权钱交易，而是向他们学习取经，因为最懂得市场经济的还是企业家。

　　湖北在习近平总书记“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号召下，已经形成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宏大发展气场和发展战场。只要我们上好市场大学，树立市场理念，用好市场规律，就完全可以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一匹黑马，成就一部发展市场经济的现代杰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系李鸿忠同志2014年9月15日在全省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