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吕东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深刻认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肩负起政治责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改革、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本文拟结合实际，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谈几点初步认识。

　　一、从告别“三个时代”看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在中国一提到三中全会，人们自然想到改革，三中全会几乎成了改革的代名词。1978年以来，我们党共召开了8次三中全会，每次三中全会都有特定的改革目标和指向。我认为，决定党和国家走向、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莫过于这三次：一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农村率先推行权、责、利紧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河”。由此，“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国改革的发动机由此启动。二是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冲破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把“计划”和“市场”从社会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是当代中国巨变的体制之基、胜利之父。三是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起点上审时度势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35年，随着历次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大踏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大地写下了风雷激荡的篇章，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我们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世纪80年代，[匈]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作品《短缺经济学》，把“短缺”与社会主义对等起来，甚至视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见现象。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自己感同身受。我亲历、亲知两件“凭票供应”的事很典型：一个是粮票供应。1967年腊月二十六日晚，父亲带我到往返160里的大别山砍柴卖（钱）买年货，次日下午肚子很饿，实在走不动了。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两粮票，在黄梅苦竹口小卖部里买一块烧饼吃。我正准备张口吞下的时候，营业员大喊一声：“不能吃啦！”因为这张粮票既不是“国票”（国票可通用），也不是湖北省“省票”，而是父亲为了维持全家生计，贩买贩卖从宿松县带回的一张安徽省票（在黄梅不能用）。第二个是布票供应。旁边湾子的村民周冶成一家7口人都是高个子，身高均在1.9米左右，由于布票供应紧张、一视同仁，他们全家的衣服手袖、裤腿只能是短缩缩的。现在国运令人振奋，略举三例：一看经济实力。2012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1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29倍，外汇储备增长1.98万倍，财政收入增长103倍。35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8%的速度；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增加到2012年的11.5%，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看科技实力。其一，中国航天开启空间站时代。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独立开展载人航天、独立掌握航天员空间出舱和空间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的国家。前不久，嫦娥三号登月成功，五星红旗在月球“亮相”，确立了中国航天大国地位。其二，航天10年发射卫星百余颗。前10年有100多颗中国制造的卫星被送上太空，在蔚蓝的地球周围织成一张庞大的“中国网”，为国人捕风追云、探索矿藏、预警灾害、指明路途。其三，中国“蛟龙号”潜入7000米洋底（所承受的压力是每平方米7000吨，相当于一个人举起一节满载的火车车厢）。目前，世界上只有11个人深潜到7000米以下，其中8个是中国人。三看交通设施建设。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在万里长江上建造了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毛主席欣然写下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1967年“文革”期间，建造了第二座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可谓举国欢庆。而现在湖北境内就有26座长江大桥。中国高铁运行里程突破1万公里，占全球总长近一半，稳居世界第一。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得益于三中全会、得益于改革开放。

　　（二）我们告别了传统“苏联模式”时代，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经济特征有三：一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战略；三是否定和限制商品的计划经济。这种指令性、高度集中性、强制性的“苏联模式”，对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夺取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视苏联为“老大哥”，仿效苏联斯大林模式，应该说对实施前3个“五年计划”、加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奠定社会主义大厦的物质基础功不可没。但是，这种“一大二公”、纯而又纯、“排斥商品”、“闭关建设”、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济模式已不适应时代要求，使国民经济建设缺乏应有的生机、活力和效率。邓小平同志1982年9月1 日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揭开了“走自己的道路”的序幕。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长期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1984年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谈话时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从经济的角度讲，我们是按“三个脉络和走向”走自己道路的：其一，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序推进。其二，在所有制上，我们突破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彼此消长、互不相容的误区，确立了非公有制的合法地位，实现了由“对立论”、“补充论”、“板块论”向“共同发展论”、“混合经济论”转变，大胆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其三，在分配制度上，突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一二一、齐步走”的分配模式和把资本、技术参与分配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误区，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从物质利益的分配上保障基本经济制度的贯彻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改革、兴于改革、成于改革，其伟大性和生命力在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和“质”的规定驾驭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的“活力”和“效能”注入社会主义，从而释放出迄今人类社会制度中最大的正能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35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根本成就、根本经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中国探索的成功和辉煌，让预言“历史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看到中国共产党“适应变化和自我修正能力”，让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感叹中国“以其自身模式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也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慨叹：“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坛领袖和专家学者都在研究、探源中国成功的奥秘。

　　（三）我们告别了外交上的“含羞草”时代，中华民族成为“东方巨龙”。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实力决定政治、“弱肉强食”是一条铁律。在旧中国，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备受欺凌、任人宰割。更有甚者，在自己国土上建立的外国领事馆竟然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辱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丧身欧洲，许多无辜的生命被遗忘多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在海外遭人白眼，甚至连乘坐公汽的权利都被剥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一度进入由美国霸权定义的“单极时代”，在国际舞台上由美国说了算。然而，这些都成为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实力“重伤”、美国模式的普适价值大大下降，华盛顿不费力气和低成本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日子已成为历史。世界权力结构已经从“一超中心”向“多强权力共享”转变。20国集团的地位、作用显著上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深有感触地说：“环顾20国领袖，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讲话，所有人倾听。”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截至目前，世界上196个国家中共有17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人访华，无论是大国小国，无论是元首还是其他人士，毛主席、周总理不分规格高低，几乎是“有访必见”；而现在，随着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外国元首和政要要求访华的太多，有的甚至几年都排不上。最令人欣慰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外交新局：2013年，总书记4次出访，行程约10万公里，足迹遍及亚非拉及欧洲、拉美各大洲。会见了300多位外国政要，接待了6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日程，浓缩着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的历程。在外交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大道行思、取则行远的“中国理念”，着眼长远、运筹帷幄的“中国方略”，内外双修、兼容天下的“中国担当”，大气从容、待人以诚的“中国魅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敬佩和尊重，体现出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积极稳健、充满底气、充满自信的大国风度。我们尤其引以为豪的是，从中俄两国元首在克里姆林宫展开长达8小时的坦诚务实投契的会谈（就加强中俄全方位战略协作达成重要共识）、安纳伯格庄园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到非洲大陆迎接“老朋友”时的万人空巷，“中国故事”无处不在；无论是围绕朝鲜半岛风云、伊朗核问题的紧急斡旋，还是打破多哈回合谈判12年僵局的多边磋商，中国声音都显示出不同以往的分量。世界重新定义着中国，中国也同样定义着世界。倾听回响：一年多来气势恢宏的外交开局，开启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积极融入世界的新纪元，一个古老东方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纪元，这正是二十一世纪“东方巨龙”的生动写照！

　　二、从面临“五大挑战”看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

　　展望当今世界，科技（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经过较长时间国际金融危机折腾，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谷底”的阴影，各国经济均处在深度转型调整期；从国内来看，我们正处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起步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近6000美元），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纵观国际国内形势和时代背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以下五大挑战。

　　（一）转型与发展的挑战。无论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还是从“自行车理论”（刘国光：速度慢了，自行车必倒）的角度上讲，抓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以外延型、粗放型、高投入、高能耗为基本特征的速度效益型发展道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发展模式的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但现在面临着“二律背反”的挑战：一方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1）从资源来看，我国人均煤炭、石油、天然气占有量分别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60%、10%和5%；而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现在，我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且不谈产油大国已被西方国家掌控、油源趋紧，即便是有油可以进口，一旦有风吹草动，西方国家卡住“马六甲海峡”的战略要道，我们就会受制于人、非常被动。（2）从环境生态来看，根据IEA的报告：2011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物、颗粒物的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新华每日电讯》刊文称：“雾霾席卷，中国进入生态‘还债’高发期。2013年，雾霾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呈现频率高、复合型的特点。京津冀、长三角一些城市，灰霾达100多天，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52年之最，空气质量触目惊心”。有全国两会代表坦言：“肺是黑的，命都保不住，GDP有什么用？”由此可见，不转型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

　　另一方面，转型发展步履艰难。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1）难在降低速度。减排必然会严重压迫发展空间，世界上目前还没有既保持较高GDP增长速度，又保持较低人均能源消耗的先例。同时，对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必须关闭。（2）难在技术买单。由于我们整体科技水平不高，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大量购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品，有的设备需要更新淘汰，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3）难在能源安全压力。现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仍占65%左右（这是污染的重要原因）。减少煤炭使用需要更多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将会带来严峻的能源安全挑战。（4）难在体制障碍。长期施行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驱使“地方诸侯”为了保“帽子”和“钱袋子”，什么能增加产值、什么能赚钱就发展什么。（5）难在素质技术限制。企业提档升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既对员工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必然导致减员下岗。而且由于我国总体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没有穷尽，我们追踪世界、缩小差距的任务既是紧迫、艰巨的，又是长期的。这也是中央1995年即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却进展不快、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

　　（二）效率与公平的挑战。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与邓肯谈话时指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形象的比喻：“房子不管多小，只要左邻右舍差不多，他们都不会有多大的意见。可是一旦旁边耸立起大厦，他就会感到自己很可怜，就会不满意了”。（《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49页，1995年版）。可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群众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导致公众心理失衡、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原因所在。

　　然而，小平同志又预见：“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其一，难在利益决定人心。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调整既得利益比触及灵魂、“斗私批修”更难，犹如“虎口拔牙”。其二，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市场经济必然讲求效率优先，只有坚持效率优先才能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把“蛋糕”做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两者往往是相互博弈排斥，很容易顾此失彼。其三，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拉开收入分配档次，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吸引人才，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的源泉涌流；而收入差距过大又必然导致社会公众心理失衡，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其四，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理和科技信息革命的时代特点，收入分配差距必然呈扩大趋势。马克思认为，劳动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复杂劳动可折合成倍加的简单劳动”。随着知识产权、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科技信息革命深入推进，收入差距将呈必然扩大的趋势。其五，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迄今为止，要么是巴西、印度之类的国家“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动荡不安；要么是北欧、西欧一些国家“拿钱养懒汉”，福利主义制度可持续性发生严重困难，社会缺乏生机。因此，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摆在我们党面前一个重大的课题。

　　（三）推进城镇化与“非农化”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城镇化率虽达52%，但三种现状客观存在：（1）全国2.6亿农民工呈“倒金字塔”分布涌向城市，其中60%涌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20%分布在中等城市，只有20%分布在县城和小城镇。（2）农村“空心化”严重：留在农村的人员被称为“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此种现状与农业现代化“相悖”，谁来种田成为大问题。（3）一些网民反映：“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差距呈极端化和隐形扩大的趋势。

　　解决上述问题的症结集中在：面对13亿人口发展中大国的特定国情，如何推进城镇化？其一，城镇化需要占用土地，而耕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命根子”。如何遏制“圈地运动”现象、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保住子孙后代的饭碗？其二，城镇化本质上是“非农化”过程，在农业比较效益低、拿不到社会平均利润的情况下，如何把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农业持续增产？其三，城镇化过程中必有拆迁、农民工工资价格问题，如何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其四，如何保护生态环境，使青山常在、碧水长流，让老百姓呼吸洁净清新的空气？其五，如何克服“大城市病”，做到不留“后遗症”？其六，城镇化过程就是减少农民的过程，如何规避“拉美陷阱”，让进城农民有稳定的就业、收入来源，避免两极分化，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所有这些都是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城乡区域差距大、生态环境接近承载极限的国家推进城镇化，路子必须走正。不然就会犯历史性错误，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这个警钟，应该长鸣于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四）推进现代化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挑战。美国著名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揭示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上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化滋生着动乱（指不稳定因素）。”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引发社会动乱。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命题不仅是对当代“外压追赶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规律性揭示，而且也是对“内生先导型”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规律的历史经验总结，因而也成为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的一个普遍规律。之所以说现代化滋生着不稳定，这是因为在这场历史性变革过程中，充满着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创新与守旧、进步与反动的矛盾和斗争，充满着社会成员之间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利益重大调整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巴西、印度就是前车之鉴。

　　在我国现阶段，推进现代化面临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和挑战，又是由我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其一，我们正处在转型期。转型如同快速行驶中的列车突然“由南向东”转轨一样，巨大的惯性与阻力叠加，产生一些震动、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其二，我们正处在改革攻坚期。改革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浅层的、好改的都改了，现在要改的都是触及深层次利益的问题；尤其是特定阶层的不少对象由过去的改革“动力”变成了改革的“对象”，难免出现阻力和不稳定因素。其三，民主化浪潮。民主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个国家水到渠成地推进“有序的民主”、“可控式民主”，民主就是个好东西；反之，如果推行“激进民主化”、“自由化民主”、像“文革”那样的“大民主”，就会产生“井喷效应”、陷入危机。前苏联既是兴于民主（列宁时期），也是毁于民主（戈尔巴乔夫时期）；20世纪后期，世界上约有30来个国家政党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丢失政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十分深刻。其四，当今时代，思想多元的“内核效应”、现代传媒的“扩散效应”、网上斗争的“抵冲效应”使维稳异常艰难。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一部“电台”。一件小事被坏人利用、炒作，就可酿成重大事件。

　　（五）党长期执政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挑战。苏联共产党只有20多万党员的时候“建国”（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200多万党员的时候“卫国”（打败希特勒，夺取了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胜利），2000多万党员的时候“灭国”（红旗倒地，苏共解体），这是沉痛的教训。我们党已经是拥有92年党龄、执政64年、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老党、大党、执政时间很长的党。现在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这“四大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这个挑战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考验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应该说，当今时代的变迁，决定了我们党比苏共那时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更加艰巨、更加严峻、更为紧迫。

　　邓小平同志20年前曾经作出一个精辟结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个结论，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深邃眼光。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发展已经走到关键路口。中国要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唯有改革，别无他途！

　　三、从“天时地利人和”看全面深化改革的可行性

　　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如果说35年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借魄力和胆识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话，那么在当今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国际有“改旗易帜”和“休克疗法”前车之鉴的背景下，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是运筹帷幄、胸有成竹、充满底气、充满自信的。这个“底气”和“自信”就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创新和完善，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人民群众呼唤改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尤其是经过35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这主要是：

　　（一）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为夺取改革胜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不追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保证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质，保证了改革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服务，从而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改革催生不竭的动力和活力。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理论又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就要坚决破、坚决改。同时，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办法，先行试点、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经验、看准了再推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三）坚持以人为本、紧紧依靠人民，这是夺取改革胜利的力量源泉。同改革和建设一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离开了人民群众，改革非但不能成功，甚至有可能走向反面。要尊重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改革、发展、稳定是支撑党的事业的“三角架”，也是“三角变量函数”，离开了稳定将一事无成。要善于寻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注重统筹协调，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这些经验弥足珍贵，是指引我们夺取全面深化改革新胜利的重要法宝。

　　综上所述，35年的辉煌催人改革，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倒逼改革，天时地利人和助推改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紧扣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流、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在东方大地上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和最强音，是一场广泛、深刻而艰巨的社会革命，也是一项长期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责任担当、过硬的工作作风，积极、自觉、坚定、坚韧地投身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洪流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决策支持工作办公室主任、省人大常委、省社科联兼职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