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航在2018年8月27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在数字时代，调查研究更要与时俱进，拓展渠道、丰富手段、创新方式。做好数字时代的调查研究，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要去看群众的“后院”和“墙角”。真正的好调研，就是要坐上百姓的坑头，揭开灶台的锅盖，到他们的后院、墙角去看一看，听听他们掏心窝子的话。说到底，你离群众的距离，就是你离真相的距离，你和群众在一起，就是和力量在一起。要插上“网络调查”的翅膀。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移动端的普及，可以说，谁擅长使用网络，谁的调研就多了“千里眼”“顺风耳”。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可以设计出更周密的问卷，选取出更科学的样本，分析出更精准的统计。要综合研判网上网下调研所得。综合研判、使用两种调查所得，对于任何方面反映的意见，都要加以考虑，有利于我们摆脱表面化、娱乐化、模型化、庸俗化，了解透群众所思、所想、所愿、所盼，把握住改革的重点、难点、痛点、焦点，使我们出台的措施更接地气、更有人气、更具生气、更富正气。
　　乡村振兴重在实效
　　时壹平在2018年10月12日《经济日报》撰文认为，与快速推进的城镇化相比，乡村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村庄建设无序，有新居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广大群众对此反应强烈。乡村振兴要尊重村庄发展演变规律，分步实施、分类推进。对确定要长期保留的中心村，要优先建设、重点建设；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村庄要统筹保护和发展；对将自然消亡的空心村，要顺应趋势，既不能盲目搞建设，也不能强行撤并；对生存条件恶劣的村庄，要加大生态移民搬迁力度；对于一时看不准的村庄，也不能急于下结论，要保持耐心。乡村振兴要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要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更好发挥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市场监管和法治保障方面的作用。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乡村振兴要科学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须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底线是，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全要素生产率应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
　　张文魁在《新经济论坛》2018年第8期撰文认为，指标的设置和选择涉及到对发展质量的理解。高质量发展，主要应该体现为生产的效率更高、增长的普惠性更强这两方面。这两个方面，既覆盖了生产环节，也覆盖了分配、消费环节，而且便于衡量。如果还要往前延伸考察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和过程，例如分析产业结构、经济体制等，则会牵扯太多指标，所以并无多大必要。衡量增长的普惠性，可以把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作为核心指标，此外也可参考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指标。衡量市场效率，则应该把全要素生产力作为一个核心指标。尽管这个指标不容易获得一致的计算结果，甚至在学术上也难以得到严谨的、清晰的解释说明，但它包含了科技进步和各种创新，包含了管理水平和企业家精神，包含了人力资本质量等等。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只有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中国未来的发展质量并不乐观。因为更高的GDP增速往往与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相对应，未来中国经济增速若继续下滑，那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对企业创新的一个重大误解
　　陈彩虹在《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15期撰文指出，创新原本是就理念、设想和行动等“过程”而言的，在许多企业治理者的心目中，创新则成了一种“结果”的概念。也就是说，创新本只是新理念下的一种连续的表现，一种先后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一定带来正向、积极或高效的成果，实际却被认定为了“优良结果”的代名词——凡是创新，必定成功和高效无疑，完全不存在创新可能失败的另一面。例如，“产品或服务创新”，从理念到实施，新产品或服务最后出现，这是一个过程，其目标肯定是朝向高效率和高效益的，但新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达到预定设想，并不确定。实践中，许多治理者，都将“创新”等同于“优良结果”。它带给企业的负面影响是，创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试错、容错机制无法形成；稍有风险、甚至完全是假设风险的创新都容易被否定，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水准处于极低位次。这是关于企业创新的一个重大误解。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中华文明
　　张庆熊在《复旦学报》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当今世界存在四大文明类型：1.以儒家传统文化为特色的中华文明。2.以印度教和佛教为传统文化的印度文明。3.以伊斯兰教为传统文化的中东文明。4.以基督教为传统文化的西方文明。有关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有许多不同的历史理论和文化理论对之论述。汤因比提出的模式是“挑战和应对”，黑格尔的模式是“世界精神的辩证发展论”，雅斯贝斯的模式是“起源于轴心时代的多元文明并行论”。这些理论在评论中华文明时有褒有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列强过于文化自卑，主张全盘西化，这是不正确的态度。但在当下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容易滋生文化优越感，看不到自己文化和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历史真正好的态度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从批评意见中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样才是真正的强者。近来，中国政治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理念的继承，是面向世界社会的宽广胸怀。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唯有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下一家”的思想。相比而言，中国儒家思想更有全人类的关怀。当然，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如此才能“兼济天下”。
　　中国传统“尊道贵德”观念及其意义
　　江畅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撰文指出，“尊道贵德”是中国最古老的根本价值观念，并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首要的基本精神。这一命题虽然是道家提出的，但观念久远，其最初源头是对天、上帝（神明）的信仰。中国远古就形成了一种对天和上帝（神明）的信仰，这种信仰具有约束人民行为的巨大威力。道家的“尊道贵德”命题提出后，得到了古代其他思想家的普遍认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表达了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原精神，这种本原精神最初是在《易经》中得到体现的，在老子那里首次得到了理论上的表达，并为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学派所普遍认同。在古人看来，“道”是宇宙万物之根本，它是与人性相通的，而“德”是对“道”的“得”，因而就有了“道德”的概念。因此，“尊道贵德”实际上就是尊崇、珍视道德。今天大力弘扬“尊道贵德”观念，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我国道德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严重社会问题，构建具有形而上根基的道德体系；也有助于在现代条件下重建中国人的道德信仰，确立源自天道人心的道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本栏目编辑：姜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