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政治要有现实针对性
　　吴传毅在2018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撰文认为，讲政治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党忠诚相当于政治上的“定海神针”，而作风建设则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当前，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旗帜鲜明讲政治。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不知不觉中犯下政治错误。有的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不同程度滋生蔓延。其实，讲政治并不缥缈，也不空泛抽象。不能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而要有铁一般的担当，见诸工作生活的一点一滴。比如，是否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否能遵守和落实中央决定，是否勇于担当、尽职履责，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管党治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保证。新时代有新作为新担当，把准政治方向、坚持政治领导、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提高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对不讲政治的行为敢于亮剑，从而把讲政治落实到对党绝对忠诚、与党同心同德上来，落实到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来。
　　毛泽东的国际眼光
　　韩立群在2018年10月1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1958年9月5日，毛泽东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讲了八个观点，其中有五条值得细读。一是“谁怕谁多一点”。当时很多人怕美国会打过来，毛泽东认为我们怕打仗，但美国比我们更怕，因此中美打不起来。二是联盟的性质。毛泽东明确指出美西方军事集团是侵略性的，但它扩张时是先找软的捏，既然西方集团怕硬骨头，那我们自己要巩固起来、让它们啃不动。这一判断，对于当时制定相关对策有重要价值。三是紧张局势的影响。大多数人不喜欢局势紧张，要求缓和局势。但毛泽东认为局部紧张不一定有害，反而可能对战略大局有利。其中一个原因是，紧张局势可以调动和平时期调动不起来的各方面力量，为我所用。四是禁运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对禁运若应对得力，也有积极的一面。五是要准备反对侵略战争，也就是准备反制。尽管总体判断乐观，但工作上还是要采取谨慎态度。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全然不同。但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在性质上同60年前仍有相似性，可以以这些基本方法为参考。特别是不能只看问题的一个方面，要把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辩证、全面地看待各种挑战，并从中寻找解决之道。
　　共享经济对政府治理的挑战
　　张红彬、李孟刚在《河海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撰文指出，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便利，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更对政府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一，法律规制挑战。作为新兴业态，共享经济自身的发展还不完善，现有法律制度体系不能完全适用。比如，共享经济中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问题、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产权分割问题等。其二，市场治理模式挑战。由于共享经济的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治理也由传统的供—需二元市场结构变为供—需—平台三元市场结构，这就需要加强政府这一监管部门与平台的治理与合作关系，发挥平台的作用，提升治理效果。其三，协同治理中的行业组织作用。共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孕育出来的一种经济模式，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的治理需要政府与社会的沟通互动、协作共建，尤其是共享经济行业的社会中介组织更需要发挥应有作用，促进共享经济发展。
　　创新创业政策对早期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
　　曲婉、冯海红在《科研管理》2018年第10期撰文指出， 在创业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政策工具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创业活动经历了识别新机会、孕育新企业、创建新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高速成长等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财政、税收、市场规制等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创业资本和创业机会对早期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创业资本越多，全社会的创业活动越活跃；能够感知的新的市场机会和新的技术机会越多，全社会的创业活动则越丰富。创新创业政策并非直接作用于创业活动，而是通过增强创业资本和创业机会对早期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国家发展阶段、创新创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创新创业文化也对全社会的早期创业行为发挥了重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创业活动有显著差异，处于效率驱动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创业行为最为活跃，而处于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创业活动相对比较平缓。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创新创业相关基础设施和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对全社会的创业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与我们的认知一致。
　　警惕经济动能不足的风险
　　陈龙在2018年11月19日《经济观察报》撰文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从国内来看，虽然我国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局势，但同时，发展中的矛盾尚未解决，并且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没有得到良好解决，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占据了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恶化，出现了融资成本抬升等问题；“成本抑制”现象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企业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受到制约；房价上升、股指下跌等因素，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等。上述问题和矛盾相互叠加，给企业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压力。相当一部分实体经济，特别是是中小民营企业利润下降、经营困难、发展无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前三季度，具有经济增长先行指标意义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5.4%；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4%，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疲软和萎缩的趋势；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虽然仍处于扩张区间，但回落趋势较为明显。
　　“读书无用论”何以会产生
　　杨卫安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4期撰文指出，晚清以来中国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读书无用论思潮，不同时期社会背景不一样，造成读书无用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有很大不同。虽然不同时期读书无用论思潮产生的主要原因不同，但是外在因素总是通过个体的选择来起作用的，读书无用论思潮的产生实质上是受教育主体在面对不同的社会背景时集体选择的结果，从选择机理来看，不同时期读书无用论思潮的产生却又有着一些共性。一般来说，主体的读书选择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教育机会获得的便利性程度。教育机会获得的便利性程度越高，人们越倾向于接受教育，反之，人们就会选择不接受教育。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就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所导致的辍学率反弹。其次，个人教育成本的高低，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一般来说，个人教育成本越高，意味着家庭负担越重，未来可能获得的净收益越少，人们越不倾向于接受教育，越有助于读书无用论思潮的产生。第三，接受教育后就业的难易程度及收益的多少。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任何受教育者接受教育都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如果就业难，接受教育的成本就无法进行回收；如果就业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所付出的教育成本相比偏低，意味着净收益为零或为负；或者即使接受教育后会产生净收益，但是与其他选择相比，净收益低于其他选择，人们都会倾向于不接受教育。■
　　本栏目编辑：刘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