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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发布时间:2020-01-23)

◆章新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在哪里、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系统回答。全会《决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奥秘,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我们要从政治、全局、战略的高度,从历史、理论、实践的维度,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源于我们国家深厚的历史底蕴
  中华文明延绵5000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把握的历史坐标、历史逻辑。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这些思想精华,对当代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中华文明推崇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与今天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通;中华文明推崇的“重民”“安民”等民本思想,与今天我们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脉相承;中华文明推崇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与今天我们主张的开放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
  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如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比如,秦朝创立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41个郡和1000多个县,县以下设乡、里、亭,车同轨、书同文,推动了中华大一统。郡县制对我国现行的中央—省—市—县—乡—村的国家治理架构产生重大影响。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现在的很多制度都能从历史传统中找到渊源。5000年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文化源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艰辛探索
  近代以后,由于固步自封和闭关锁国,中国坠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陷入全面危机。1840年后,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民族命运的道路进行了艰苦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艰辛探索,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探索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边区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则,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这些探索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逐步确立并形成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健全。
  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的这段探索历程,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49年9月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颁布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了新中国国家制度根基,以强有力的制度创建开启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新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两个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同志又适时地、创造性地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对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国家统一,实现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大团结,起着决定性作用,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个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我们党鲜明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新起点。党带领人民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不断提升。比如,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个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这样具有超长时间历史纵深、超大幅员国土面积、超大数量人口规模、超常复杂民族宗教结构、超大规模经济体量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科学选择,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一于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
  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不是各自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每个显著优势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最大的制度优势。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有这些优势将不复存在。
  党领导下的整体制度优势,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
  第一,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设计上一直处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制高点,集中体现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我们国家的名称,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称号,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
  一方面,我们的制度把人民当家作主贯穿国家治理各个环节。把“人民”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比如,制度设计层面。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发展基层民主。比如,政策制定层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提出“精准脱贫,不落一人”;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提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再比如,政策落实层面。密切联系群众,改作风、纠“四风”,特别是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踏石留印的力度推进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可以说,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国家治理过程中,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
  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以真挚的人民情怀彰显治理价值、治理效能。7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从1949年到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9.2倍,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帮助8.5亿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今年我国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与此同时,我国为2.5亿老年人、8500万残疾人和6000多万城乡低保人口提供基本保障,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社保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制度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制度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力量所在。这是世界其他任何政党、任何制度都无法比拟的。
  第二,能够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各级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避免相互掣肘、效率低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要求“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新修订的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作出安排。党中央各项决策都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都注重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都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反复讨论而形成的。比如这次全会《决定》的形成过程,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参与。决定稿起草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分别审议决定稿。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文件征求意见稿还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决定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和讨论修改,最后提交全会审议通过。
  第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在我国科技创新活动和重大工程建设中,举国体制是一项宝贵经验。“两弹一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蛟龙”入海,都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的。比如在武汉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事例。这届军运会至少实现了“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在一座城市举办所有比赛项目,第一次集中兴建军运村,第一次走出军营、采取军地联合承办模式,参赛人员、办赛规模刷新军运会历史。军运会筹办工作从2016年12月全面启动,3年不到的时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军地双方、省市各条战线汇聚资源和力量支持筹办军运会,场馆建设、赛会组织、安全保障、开闭幕式等方面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成功举办,体现了中国气派、军人特色,实现了“办赛水平一流、参赛成绩一流”目标。
  第四,能够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两个一百年”远大奋斗目标。坚持目标性与阶段性相统一,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前,坚持实施“五年规划”。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目前正着手编制“十四五”规划,至今持续了60多年。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稳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是我们一切成功的根本保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抓落实,就一定能够确保正确方向,不断取得各项事业新胜利。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检验于“两个奇迹”的丰富实践成果
  制度好不好,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个奇迹”。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人质疑,“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也有人断言,“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然而,我国用7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1952年到2018年,我国GDP从679.1亿元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全国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70年来我们成就了许多“世界第一”。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第一、外汇储备第一、制造业规模第一、银行业规模第一、快递业务总量第一、高铁高速公路总里程第一,超过1/3的5G标准必要专利掌握在中国。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国家尽管经历了巨大经济社会变迁,也经受了不少重大考验,但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前,经受了抗美援朝战争、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河北唐山大地震等重大考验。改革开放后,又经受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灾、1999年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2003年非典重大疫情、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都成功应对了。
  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逻辑、实践基础,让我们的制度自信更加理直气壮、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的对比,其背后是制度的差异、制度的成功。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定力、有主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政治能力,始终做坚持和巩固制度的捍卫者、完善和发展制度的推动者、遵守和执行制度的实践者。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