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在这个纪念胜利、反思战争的特殊时间节点，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和政策杂志社共同组织策划了一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文章，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湖北为主体的鄂豫皖湘赣边区创建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她处于中日正面战场的前沿、日军的近后方，战略地位突出，长期孤悬敌后，在中原敌后抗战中发挥了砥柱中流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一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是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崛起于中原敌后的。她诞生伊始，就在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棋盘上显示出特殊战略地位，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 、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6个抗日根据地。为了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强调指出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决定反攻的因素是在相持阶段增加上来的伟大的新生力量，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

　　然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绝非易事。武汉会战后，日军在武汉屯以重兵，并以武汉为中心沿着长江、汉水、铁路、公路等交通线辐射展开。同时，竭力组织伪军及伪政权，实行殖民主义统治。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截至1940年底，盘踞在武汉地区的日军共有21.8万人。这时，日军曾对其兵力密度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若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武汉地区则为9。武汉地区是当时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区。

　　就在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区，燃起了我党领导的武装抗日烽火。1939年1至10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和部署，李先念、陈少敏、朱理治和任质斌等先后率部队从河南竹沟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汇合我党在武汉沦陷前后组织起来的各路武装，经过1939年5月组建新四军挺进团、1939年6月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1940年1月创建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为鄂豫边区拥有万人之师的主力游击兵团。同时，建立了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李先念任挺进纵队司令员，陈少敏任边区党委代理书记。

　　对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这支伟大的新生力量的诞生，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1940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胡服（刘少奇）等的电文中指出：“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截至1940年底，全国共建成敌后抗日根据地15块，其中鄂豫边区开辟了豫南、鄂中根据地和鄂东游击区，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达10万人，还有14.4万余人参加了抗日群众团体。在开辟这一敌后战场的近两年中，边区新四军高举抗日大旗，先后对敌作战243次，歼敌1.36万余人，树立了新四军的军威，使日本侵略者在其侵华战争最大的正面战场前沿直接受到来自解放区战场的牵制和威胁。

　　二

　　朱德1945年4月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谈到战略相持阶段时指出：“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1943年，竟占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也同兄弟部队、兄弟解放区一样，经受了敌我相持阶段这一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考验，并以任何反革命势力都无法遏止、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住的强大生命力，不断巩固地向前发展，成为全国抗击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的解放区战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1至1942年，解放区战场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总力战”和“扫荡”、“清乡”、“蚕食”政策，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决定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由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任参谋长。新四军第五师于4月5日组建完毕。她以无比英勇的战斗姿态，同鄂豫边区人民一起顽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开创了部队、根据地齐发展的局面。在这两年中，五师部队发展到2.35万人；边区根据地除坚守鄂中、豫南之外，还先后发展了鄂东、鄂皖边、襄西和鄂南，总人口达473.5万余人。由于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地发展迅猛、战略地位突出，从1942年7月起，中央决定五师及边区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刘少奇在1942年的工作报告中，再次肯定了五师与鄂豫边区党委的工作，称赞“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在解放区战场的抗日力量进入再上升时期的1943年，李先念于1月正式就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仍兼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以他与任质斌、陈少敏等组成的领导核心，率领边区党政军民开创了新的大发展局面，形成了从四面八方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五师部队发展到近4万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所辖地区扩大到51个县，总人口猛增到1020余万人，在21个县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600万以上的人民参加了自卫队、基干队、农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组织。

　　在战略相持阶段的5年里，战斗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抗击了驻武汉、黄冈、黄陂地区第六师团，和汉川、云梦、潜江地区第五十八团等两个师团的全部；抗击了驻信阳、孝感、随县、礼山地区第三师团的50%；抗击了驻岳阳、通城、大冶、咸宁地区第四十师团，和九江、蕲春沿江地区第六十八师团，以及沔阳、监利、华容、石首地区独立第十七旅团等两个师团、一个旅团的30%。根据1943年8月我党内部通报的《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中记载的有关数据分析，新四军第五师及其根据地鄂豫边区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占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17%，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武汉地区日军的48%。

　　由此便可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在华中、在全国解放区战场、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以“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的评语，作为对五师及其根据地的嘉奖。

　　三

　　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敌后解放区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统一体中互为依存而又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在战略上是相辅相成的。包括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内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在相持阶段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从战略上最有力地配合、协助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此外，鄂豫边区军民还从开辟武汉外围敌后战场起，就把从战役和战斗上积极协同正面战场作战，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

　　1940年5、6月间，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枣宜会战，攻占了宜昌，并以宜昌为基地，不断向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值此关头，刚诞生不久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即果敢地挥师西进，于6月下旬一举攻占了伪军据守的鄂中交通枢纽平坝镇，继而连续开辟了京山南山、襄西和天（门）西敌后战场，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火烧到了前线敌军的后方。同时，豫鄂挺进纵队和边区党委又发动政治攻势，于8月争取了在武汉西大门汉阳的伪军1500余人反正，更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日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抽兵力对付新四军。7至10月，敌连续3次企图从我手中夺回平坝重镇，我军3次击退了敌伪数千人的进攻，取得了“平坝三捷”的战绩。为此，何应钦后来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中谈到：“东南的各方游击队，对突入宜昌之敌，时时予以打击，不但使宜昌之敌在侧背上感受最大威胁，而且使宜昌之敌陷入进退维谷之境。”

　　尔后，日军多次调集兵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第五师和根据地的人民都主动支援友军，进行战役和战斗的配合。即便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1941年，鄂豫边区军民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直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就在“皖南事变”发生的当月，日军发起了豫南战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立即派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一起，分途到鄂北、豫南等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李先念亲率主力向豫南敌占区挺进。4月，日军分路向大洪山地区进犯，企图攻占襄阳。新四军第五师又派主力一部向大洪山敌后挺进，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日军西犯的任务。9月，日军发动了第二次长沙战役。鄂豫边区军民在长江南北进行战略牵制，对敌伪的侧后方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在国民党五战区声称为配合六战区作战而向鄂豫边区推进之时，我党我军发表宣言表明一贯团结抗战的主张，欢迎一切爱国抗日军队反攻日军，发动群众给予五战区军队多方面的协助。由于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使日本侵略者“依靠第十一军主力实施”的预定“在夏秋季节发挥最大威力”的这次长沙战役，惨遭失败。

　　鄂豫边区军民在积极协同正面战场对敌作战的同时，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配合全国敌后解放区兄弟军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原地区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不愧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

　　四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就曾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的一部分。”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的中国，与各同盟国并肩作战，更是息息相关，汇成一体。

　　从这一主战场日军“兵力密度之最”地区崛起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无论是作为敌后解放区战场的一个独立战略单位坚持抗战，还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敌作战，也都与东方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成一体，汇成一体了。

　　就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新四军第五师于1941年12月7日至1942年2月4日发动了威逼武汉的侏儒山战役，先后对敌伪作战14次，出奇制胜地全歼了伪定国军第一师5000余人，击溃了伪定国军军部及第二师和日军的数次增援，毙伤日军达200余人，开辟了南扼长江、北控汉水、东逼武汉的（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取得了“据险扬威”——控制形胜之地、威慑武汉之敌的战略优势。这一战役的胜利，不仅创造了五师抗战史上以游击性的运动战一举歼灭伪军一个整师的典型战例，扩大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而且有力地配合了敌后解放区战场深入开展的反“扫荡”作战，也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三次保卫长沙的作战，同时还有力地援助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具有“一举多得”的战略意义。

　　1942年4月，从太平洋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军飞机，轰炸日本东京、神户、名古屋等，返航至中国浙江境内的机场，这是日本自发动侵略战争后，其本土第一次遭到战火轰击。日本大本营遂令侵华日军第十三军约6个师团和第十一军约2个师团，于5月发起浙赣战役，打通浙赣线，破坏沿途机场。这是日军为直接配合太平洋作战，而向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一次进攻。为牵制日军第十一军对浙赣的新进攻，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新四军第五师立即以主力一部跨越长江天堑，挺进鄂南敌后，创造了从南线战略包围武汉的敌后抗日战场。鄂豫边区的这一战略展开，也直接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

　　1943年11月，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和第十三军一部，发动了常德战役。日本侵略者在作战指导大纲中，强调了常德作战的目的之一是：“牵制中国军把兵力转用到缅甸方面，以策应南方作战。”正当国民党军队与发动常德战役的日军作战时，转战在襄南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立即派出江南挺进支队，跨过长江，向敌人后背出击，在洞庭湖滨擂响了配合友军作战的战鼓，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旗帜插上了桃花山。

　　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日军为了控制交通线，挽救其太平洋战场的颓势，又向中国正面战场发动了一次战略性进攻，先后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乘日军后方守备力量减弱之际，全国敌后解放区战场发起了局部反攻。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华中局为加强鄂豫边区的领导力量，于1943年冬派郑位三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到鄂豫边区领导党政军民的工作。1944年夏，新四军第五师以部分兵力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北上河南敌后，经过8个多月的战斗，新辟了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5年2月，五师又派出两个主力团，配合受党中央派遣南下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渡长江，挺进湘鄂赣，创立了东西180余公里、南北130余公里、人口200余万的湘鄂赣边区抗日根据地。五师部队投入北上、南下的局部反攻作战，以及1945年4、5月间恢复白兆山和扩大湘北、鄂西等抗日阵地，既为对日本法西斯展开战略大反攻作了实际准备，又是对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之盟军的有力配合。

　　鄂豫边区军民，还同在边区成立的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朝鲜义勇军联盟的一批国际抗日战士，进行过共同战斗；营救了在对日空战中因飞机失事而跳伞降落的6名美军飞行员；并于1944年12月，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正式建立了军事情报方面的协作关系。这是反法西斯力量在这里融为一体的生动体现，也是鄂豫边区军民又一方面的重要贡献。

　　五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势如破竹，中国抗战终于赢得胜利。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作为整个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地盘最大、人数最多”（叶飞语）的一支重要力量，赢得了彪炳千秋的抗战成果。

　　截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起安徽的宿松、太湖及江西的彭泽、瑞昌，西达湖北的襄阳、荆门、当阳、宜昌，南起湖南的南县及湖北的通城、通山，北抵河南的叶县、舞阳，跨有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地区，拥有1300余万人口的辽阔区域。据近年鄂、豫、皖、湘、赣各省及有关地市中共组织史与地方史研究人员核计，日本投降时，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8个地方委员会、专员公署，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

　　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军区（亦称鄂豫皖湘赣军区或豫鄂皖湘赣军区），拥有7个军分区和豫中军事指挥部，还有第十三旅、特务团、警卫团和抗大十分校等，部队发展到5万正规军和30多万民兵。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第五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作战中，对敌伪的主要战斗达1260余次，歼敌共4.37万余人，同时，自身付出了1.32万余人的伤亡。根据地的民兵和群众，更是做出了重大牺牲。

　　在中原敌后巍然屹立、受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独立战略区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为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鄂豫皖湘赣5省广大地区的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奋斗、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铸起了英勇不屈、抵御外辱的历史丰碑！■

　　（作者分别为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