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
　　湖北是传统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的繁荣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并在全国农业经济领域形成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我省的农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蒋超良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农业科技创新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两个关键，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推进农业向提质增效、农民增收、可持续发展转变。省委紧紧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牛鼻子”，通过三大体系的建设，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两大目标，既符合党中央今年的“一号文件”精神，也切中荆楚农村的具体实际，是正确认识、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当前农业工作新形势，有效促进我省农业繁荣、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重要举措和现实路径。
　　从宏观上看，我国现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即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针对这一客观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从各方面谋划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为“三农”发展注入新动力。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湖北省委“一号文件”都明确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省委书记蒋超良在党代会报告中的强调，不仅表明了我省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的坚强决心，也笃定了我省深化农村改革的信心。
　　如今的荆楚大地，涌动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滚滚热潮。但是，我们在最近的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地方和部门并没有完全领会党中央和省委的战略意图，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以及本地区如何施行改革研判不够科学，觉得就是对现行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来一次再调整。其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手段，根本目的是要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因此，这项工作不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项极其重大的创新实践。有时候，甚至需要我们跳出微观供给侧的局限性，去谋划宏观供给侧意义上的改革。经过调研，我们有三点体会和思考：
　　一、政策研究者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把准“脉象”、开对“药方”，努力发挥好参谋部、思想库和新型智囊机构的正效应
　　从历史角度来看，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由来已久，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既有经济问题，也有社会问题，而且与需求侧、区域性、市场化和全球化等一系列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绝非简单地是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重新洗牌。我们作为政策研究者，承担着向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神圣任务，倘若找不到关键的病灶，或者漏掉了重要的症状，包括对“病情”发展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处方”便很难开得精准，治疗方案就有可能产生负面性。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农业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宏观形势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不少多年积累的“老大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破解，大量新情况新矛盾又不断冒出来。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不科学、农产品供求结构不合理、不少地方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白热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过去就存在，现在其紧迫性与严峻性更加突显。这些众多不配套、不合理、不科学、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因素之中，既有供给侧的问题，也有需求侧的问题。
　　把当前农业存在的主要矛盾追根溯源归结至供给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寻求“三农”工作走出困局的路径符合逻辑、无可挑剔。但是，也有很多严重影响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农村进步的问题并不都是供给侧“惹的祸”，亦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尽快予以妥善解决。例如农业产业本身的弱质性问题；农民生产资料细碎化问题；农户兼业化、农业副业化、村庄空心化现象日益普遍的问题；农村要素资源大量流失，生态环境脆弱、污染不断加剧的问题；农民教育缺失、利己主义的问题等等，都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兴衰！这些问题有的与农业供给侧紧密相关，有的则是毫无关系。倘若其恶化态势得不到根本扭转，纵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再显著再突出，也无法全面解决农村问题。
　　因此，谋划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为各级党委、政府从事科学决策服务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注意用系统工程的眼光与战略思维的概念去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再简单地重复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结果还是按下了葫芦又浮起了瓢的“故事”。
　　二、真正能够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量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在基础性的制度体系建设、在市场机制作用与行政手段作用之间的有效平衡
　　今天的“三农”工作中的很多问题都不单纯地是只要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就可以得到有效化解的，而是与需求侧、区域性、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等各种内外矛盾相互交织，反映的是立体式、综合型、结构性、工程化的矛盾。现在人们一讲农业生产成本就责怪土地流转费用和农业劳力价格太高。其实，农民并没有从农业综合成本上升中得到多少好处，而是被生产环节与农业领域之外的资本分摊走了。我们在调研时发现，因长期缺乏合理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很多农民很难从国家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惠农贷款，只好接受“日息一分”的高利贷。如此高利贷，无论种粮还是植棉，正常的回报率皆不足以还款。仅靠严厉打击高利贷行为和教育农民不要吃亏上当只是治标，倘若不下决心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农村金融困难，生产成本就难以降下来。
　　这些年来，不少地方为提升农业经济效益舍弃家庭经营模式，追求规模经营效应，导致土地流转速度越来越快，规模经营面积越来越大，农民兼业化、副业化、甚至雇佣化现象越来越普遍。现在的规模经营者觉得土地流转和农业劳力价格高了，要降成本以提升竞争力。此外，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商业流通以及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社会服务等各领域和各环节，无不从农业的生产剩余和农民的劳动剩余获取利润。因此，降成本必须具体分析、严格算账，不能把责任都扣到农业与农民的头上。同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农业，我们既要算好经济效益账，更要算好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把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作为一个“框”，不管什么困难与问题都统统地往里装。解决问题之时，往往不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迷信于行政命令，钟情于大包大揽，习惯于催种催收，觉得政府的力量无所不能。同时，有些地方则以尊重市场法则为理由，采取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的办法，弄得问题成堆。因此，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过程中，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
　　三、当前各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项工作最后能不能取得圆满成功，核心与关键还在各地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担当与使命冲动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特别是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业不仅难以为地方政府创造财政税收，反而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沉重包袱”。因此，不少地方对“三农”工作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干打雷、不下雨”的应付主义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我们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深邃理念和高远观瞻如同迷雾中的探照灯，把当前一些干部存在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目光短视等缺陷完全暴露在党性原则之下。
　　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自觉向党中央“对标看齐”，真正把“三农”工作放到“重中之重”的地位上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本地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动摇，坚决做到强农惠农的调子不能变、支持帮助的力度不能减。当前，省委的大政方针己定，相关重大政策措施正在陆续出台。各个地方是不是己经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上了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以及能不能去贯彻落实好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检验的核心要素与唯一标准在于通过领导人率先垂范所自觉形成的干部群众的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是责任担当，实际行动最有说服力：也只有付诸于具体而有效的行动，才是证明自己的认识高度、重视程度、工作力度。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还得要对过去传统的领导“三农”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认真的检讨。正确的东西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这些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必须继续坚持。错误的东西如政府大包大揽、自操自办、动辄便喜欢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一场“大水漫灌”与“人民战争”的搞法必须果断摈弃。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即使是甲地经过实践证明成功了的经验，移植到了乙地也未必见得就能够一帆风顺、当然成功。所以，最好的选择是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特别是要下功夫去客观分析和准确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不同的内涵与相互关系，寻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路径。■
　　（作者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