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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德治何以相得益彰等6则

(发布时间:2018-03-24)

  法治与德治何以相得益彰

  陈先达在2018年01月10日《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可以形成强大合力,释放强大正能量。争论哪个更重要,实在没有必要。从道德角度说,我们提倡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并不违反法律中有关个人权利保障的条款。维护个人合法权利属于法律范畴,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并非法律规定,属于道德范畴,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相反,如果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则是有害的。例如,认为提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就是不尊重个人权利,以私权神圣为由反对提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这样的论断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其实质是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不同功能。道德规范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考虑,在对公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有分析地强调责任优先于权利等道理是正确的。相反,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将自由置于国家安定团结之上、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在实践中会带来许多危害。我们不能用法律规定来反对道德教化,法律不可能无所不包,规定人的全部行为。我们需要的既是法治社会,又是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维护个人权利,社会主义道德应当倡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提倡无私奉献。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的辩证思维。

  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实践路径

  桑学成在《学海》2017年第5期撰文认为,作风建设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固化和规范,建立健全一整套管用的教育监督问责机制,以保障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1)健全作风建设教育培训机制。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干部的作风问题不仅是思想问题、品行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对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民群众对干部作风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我们必须在作风建设教育培训上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锲而不舍地纠正“四风”。(2)加强作风建设监督管理制度。要依据不同层次分类建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体系,全面了解、识别、考核领导干部,并把考核结果与干部的提拔任用有机结合起来。(3)强化作风建设问责制度。要以问题为导向,严肃开展执纪问责,加大对重大事故、决策失误、执行不力等现象的问责力度,用问责制度倒逼党的作风建设,使党的优良作风得到不断发扬光大。(4)完善作风建设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科学评价机制,要求以设置科学的评议指标、多维的评议方法及有效的结果运用为抓手,构建较为完备的干部作风评议体系,形成作风建设“长期抓”与“经常抓”的格局。

  政府支持行为何以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郑烨、吴建南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年第10期撰文指出,明确政策引导、服务供给、环境监管、简政放权是当前提升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抓手,并且不同的支持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理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厘清不同的支持行为对企业创新影响路径的基础上,需要各政府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共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从企业现实需求出发,大力推进财税政策引导方面的支持力度。对于许多初创期的中小企业而言,对企业创新影响最大的就是财税方面的政策支持,政府部门在今后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应该立足于企业的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考虑增加税收优惠力度和资金支持力度,也可以考虑构建多元化的财税政策引导体系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将不同的政府支持行为进行优化组合,以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比如在财税政策引导方面可以考虑加大税务部门对办理报税流程等方面的简政放权力度,为中小企业减负,或者在为一些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帮助企业节约运营成本。尝试将不同的支持行为进行组合利用,势必对中小企业创新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获得感:供需视阈下共享发展的新标杆

  邢占军、牛千在《理论学刊》2017年第5期撰文指出,获得感是反映社会供给满足民生需求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国民幸福感的基础成分。在全面深化改革、全民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治理格局下,获得感成为评估改革发展成效的新标杆。提升人民获得感是党中央在政策语境下将社会资源与民生资源相对接的生动诠释,体现了我国改革发展重心的进一步下移。获得感的提出以国民实际受益与体验为立基点,强调的是供给内容、方式、结构等适配国民需求的必要性,民众是获得感评价的主体,社会供给是获得感评价的客体。提升人民获得感关键是在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提高社会供给的可持续性与精准性,以满足多样化的国民需求,让人民全面、切实地享有社会经济增长与文明进步的成果。政府应当结合不同主体的需求特点,有效引导各供给部门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在供需关系的动态调整中构建渐进的共享发展机制,以此不断提升国民的积极体验,切实保障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新消费时代的新特征

  于颖在2017年11月22日《中国证券报》撰文指出,新消费时代的特征如下:首先,收入结构改变引致需求端质量改善,形成我国消费体系的新力量,在总体消费规模和层次上形成突变。从数学角度分析,在平均收入水平不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增速快于收入处于顶层的人群的情况下,由于金字塔底部的人群数量庞大,其对消费的边际贡献是成倍增长的。其次,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区域创新等,形成新消费的供给端,是供给体系的新发展。从数据看,我国居民消费从物质需求逐渐上升到文化、教育、娱乐等精神需求,层次、质量都不断提高。消费制造业和中间品制造业里部分行业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中出现的消费升级趋势很大程度来源于企业产品的更新迭代。新兴产业涉及产品接近三分之一作用于消费产品,其快速发展对于消费新供给的支撑作用很强。第三,新业态既是新消费的供给端也是需求端,是消费供给体系提升质量的关键领域,可以提升消费品质。数据显示,就业从传统领域不断转向新业态,自服务、区域循环服务、资本服务等业态持续增强,同时支撑消费。未来,新兴产业以及新型服务业将在中国经济中构成更大占比。

  西方新闻观的根本政治指向

  许海在《前线》2017年第8期撰文指出,新闻观是对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基本问题的总看法,是世界观、价值观在新闻方面的体现。根据“报刊的四种理论”,西方新闻观在“新闻自由”口号下展开,是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的当代延续。在早期,这种报刊理论在普及知识、开启民智、反封建束缚、促社会发展方面,有其历史进步性。同时也要看到,这种理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媒介观念上的反映,如同放任市场作用会导致经济危机一样,建立在抽象理性人基础上的“思想自由市场”也可能导致社会危机。进入20世纪后,西方片面追求“新闻自由”使资本控制了媒体,垄断扼杀了思想自由市场,煽情新闻大行其道,揭丑报道充斥眼球,建立“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呼吁日显迫切。在冷战时期,“新闻自由”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思想武器,西方新闻观演化为一些国家开展和平演变的工具。我们要充分认清西方新闻观的政治实质,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同时,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牢固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着力提高信息报道和舆论引导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思想舆论支撑。■

  本栏目编辑:刘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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