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作为党和国家干部选拔的标准和原则，现在已是众所周知、耳熟能详了。但这一用人思想，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古已有之。从先秦开始，古人在论述人才的素质条件时，就已注意从品德和才能两方面来考虑问题了，并相继提出了“既知（智）且仁”“才行俱兼”“才行兼备”“才德兼优”等概念。不仅如此，古人还非常明确并相当科学地论述了“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先后提出了“德”为“才之帅”，用人“德行为先”“德行为首”“以德为本”等概念。

　　春秋时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三项行为标准里面，“仁”属于德，“知”“勇”属于才智能力。到了战国末期，荀子对用人标准是这样论述的：“对那些虽然才智出众而品德不好的人，绝不可重用；对品德虽好但缺乏才智的人，也不可重用；那些既有才智而且品德又好的人，才是君主之宝啊，他们能辅佐君主成就王霸之业。”这段话已经把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其中“既有才智而且品德又好”（“既知且仁”），应该就是“德才兼备”这一概念的源头。

　　好的思想一旦传播开来，就会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先秦时期正确的用人思想，秦汉之后得以继续发展，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运用德才兼备的标准来衡量人才。

　　北周时，太祖宇文泰要变革时政，富国强兵。大臣苏绰起草了六条诏书，包括“选拔贤良”一条，其中说道：当时从基层文书工作人员中选拔官员有个不好的做法，就是“唯试刀笔”，只考试文字能力。苏绰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从文字好的人员当中挑选到了品德好的人，那自然是金子般的外表、玉石般的内质，内外俱美，实在是得到了人中之宝啊；如果在文字好的人员中得到的是虚伪之人，那就等于在朽木上装饰图画，虽好看一时，但终究不可用作房梁屋椽啊！”这就是说，文字好而又品行好，是难得的人才；如果只是会写报告和讲话而品行不端，那是不能重用的。

　　唐代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大臣说过一段有关用人的话，堪称精辟。他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最后这句话讲的是任用标准，唐太宗认为应以德行和学识二者为主要依据。

　　宋代对于德才标准的认识，特别是对德、才二者关系的认识，已经相当全面和辩证，其中尤以司马光的论述最为精辟。司马光认为，首先要弄清才与德是不同的，由于人们弄不清二者的区别，不论是有德还是有才，都被认为是贤人，所以在用人上往往失误。既然德、才不能混淆，那么什么是才什么是德呢？司马光认为：“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聪慧、明察、刚强、坚毅这一类素质属于“才”，心术端正、诚实正直、中庸适度（不走极端）、宽和仁爱这一类素质属于“德”。对于德、才二者之间的关系，司马光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有“才”作依托，“德”才能发扬光大；有“德”作统帅，“才”不至于走邪路。司马光又说：“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就是说，选拔人才应当首先看他的行为品德，其次看他的学识理论，再次看他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最后看他的文学水平等。司马光指出，当时选拔人才只重文辞是不对的。

　　金世宗曾对宰相们说：“一个人如果有干事的能力，固然是难得的人才，但是不如德行好的人更为优秀。”他是这样说的，实际用人时也是这样掌握的。大定七年（1167年）十二月，有三个被任命为地方官的人到朝廷辞行，因这三个人都是有功劳的，所以金世宗送给每人一条金带，并教育他们说：“你们虽都有才，然而爱搞阴谋诡计。我的左右必须是忠诚老实之人，所以把你们安排到外地任职，不能留在我身边。”金世宗在用人问题上，可谓是坚持原则，毫不含糊。

　　元朝初年，由于很多蒙古贵族大臣崇武轻文，讨厌儒士，所以几十年内未开科举，仁宗即位后，才命令程钜夫等几位大臣研究出台了科举办法。仁宗在诏书里说：“选拔人才‘宜以德行为首’，考试应该以经学理论水平为先，文字水平次之。文章浮华无实，我是不取的。”从诏书里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也是懂得“德才兼备，以德为首”这一用人原则的。元代在选拔吏员（主要是机关文书辅助工作人员）工作中对“德才兼备”的运用和把握更有特色。元代规定，选拔吏员“以品行纯正恭谨，儒吏兼通者为最好；有才学，办事机敏麻利，行政事务程序娴熟者次之”。强调儒吏兼通，又以品行纯正恭谨为优，实际也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首”精神的很好体现。

　　德才兼备、德行为先的原则，应当贯彻到官吏管理的整个过程中，但最主要的是体现在选拔录用和选拔晋升两个环节上。如何才能选拔到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选拔录用，历代统治者绞尽脑汁，不断探索最佳办法。唐朝时注重考诗赋，宋代王安石变法后，改考“经义”（四书五经理论），明代为了阅卷方便，规定了经义论文的格式，没想到后来演变成了“八股文”。这样一来，就难免会出现高分低能的问题。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说，“一定要得到通晓经书、行为端正、才学与本质相一致的人才，加以任用”，这不正是“德才兼备”的要求吗？他又说考察推荐人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这也正是“以德为先”的思想。

　　清代康熙皇帝非常重视用人，在用人标准上也把握得比较好。他说，“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论才则必以德为本”。他在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德才关系，德和才是本末关系，要坚持以德为主；但“才艺为末”，并不是不要才，只是与德相比，才处于次要位置。

　　明白了德才关系之后，还有个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考察任用人才的问题。清代有个叫曹一士的官员，雍正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乾隆皇帝即位后，着令群臣轮流到皇帝面前回答有关治国方略的问题。曹一士回答说：“以臣愚见，要想使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比慎选总督、巡抚更重要的了……督抚之中有贤者也有能者，其中既有贤德又有才能者属于上等，有贤德而才能不足者次之，才能有余而贤德不足者又次之。”对曹一士这段话，我们应该注意两点：第一，他所说的这三等人都在可用之列，上等的德才俱优，自然要加以重用；二等的德好而才不足；三等的才好而德不足。他们与“有德无才”或“有才无德”者大不相同，因而都是可以用的，只是在使用中要明白谁先谁后，合理安排，并教育他们注意弥补自己的不足，逐步锻炼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第二，要注意曹一士对人才的排序，关键是把“德好而才不足者”排在“才好而德不足者”之前，这是有讲究的，体现了“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

　　综上所述，古人关于用人标准方面的基本观点大致有两个：一是德才兼备，二是以德为先。我们在理解古人关于用人标准的基本观点时，要注意把“德才兼备”和“德行为先”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把握，“德行为先”是以“德才兼备”为前提的，并不是强调德就可以忽略才的。■

　　（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一书）

　　本栏目编辑：曾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