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茶是归乡的小路，月是异地的亲人”。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不再青春年少，而是两鬓斑白华发满头，但我对故乡的感情却一直未曾改变，岂只是没有改变，而是乡愁越来越浓了。
　　英山是我的家乡，这是一片血染土地三尺红的地方，仅仅在大革命时期，这个当时只有16万人口的小县，就牺牲了7000余名烈士；英山还是千峰竞秀层峦叠翠的绿茶之乡，花晨月夕之下，霜雾烟岚之中，看到山冲与河谷间连绵不断的茶园，心中便有诗情荡漾。如果此时漫步其中，耳听不紧不慢的鹧鸪啼声，再沐浴一点浓浓淡淡的春雨，相信你们会同我一样，认为这就是意象中的天堂，是现代版的桃花源。
　　茶是归乡的小路，因为这条小路，我一次次走回家乡。今天，我从四个方面来阐述我对茶的一些研究，一些思考。
　　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我们都相信一个传说，即神农尝百草发现了茶，但真正“茶”字的出现却是东汉未年，也就是公元纪年之后。此前说到茶时都用的是“荼”字，而“荼”不仅仅指茶，也指野菜、茅花等。在《周礼》一书中的“荼”字是否指的是茶，研究者一直持有不同观点。
　　但是到了汉代，“荼”字含有茶的意义才可以确证，如西汉王褒写于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的《僮约》一文中有“武都买荼”的字样，“烹荼净具”的表述，这个“荼”字，在此专指的就是“茶”了。又过了100多年，到三国曹魏时期，有一部名叫《广雅》的书中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复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对于中国茶文化来讲，这段记载非常重要，不单是时间最早，而且还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一些重要的资料：第一，荆巴的地域概念，即今天的湖北西部与重庆、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第二，当时已有了专门制作茶叶的工坊，制作的方法是碾压成饼；第三，品饮时，要先烤茶饼，使其变红，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红茶了。今天的普洱茶，仍沿用这种制作的方法使其成为茶饼；第四，烹饮的方法，将茶捣成茶末放进瓷器中（这同时也是最早的关于瓷器的记载了）。1900年前的古人，就知道瓷器是最好的茶具。用烧好的汤）（即开水）浇沸，尔后加进葱、姜，很显然，这是最早的比较成型的品茶法，不过，这还不是饮茶，而是吃茶；第五，茶的功效是解酒，让人兴奋。
　　东汉末期，无论是在湖北出土的贮茶瓮，还是关于荆巴地区品茶的记载，说明的是一个问题，即中国的饮茶习惯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并由此拓展到全国。而专门指称茶叶的“茶”字，在唐玄宗作序的《开元文字音义》中正式出现，应该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稍后陆羽撰写《茶经》，这是一部横空出世的茶文化专著。湖北随州被定为神农故里，陆羽也是湖北天门人。这两个湖北人一个发现了茶叶，一个规范了茶艺，在世界茶叶史上，可谓厥功至伟。
　　从“荼”字多用到专用的“茶”字，我们的祖先用了1500年，从第一次记录茶艺的《广雅》到体系完备理论精湛的《茶经》，我们专事茶叶研究的先贤也持续接力走过了1000年。所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经过时间的积淀，岁月的磨砺。
　　饮茶成为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则是在晚唐开始，在宋朝普及。赵宋王朝建立不久，在公元977年，宋太宗诏令在福建的建州建立贡茶基地，此后100余年间，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贡茶制度，而且贡茶的品种与范围不断扩大。
　　我曾说过一个观点：风尚自上而下，风俗自下而上，上下联动是为风气。饮茶在宋代，既是风尚，也是风俗，更是风气。仅在宋代的都城汴梁，大大小小的茶坊就有1000余家，专营茶叶生意的茶行也有200余家。所以，当时民间产生这样的谚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在国人生活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以至王安石的改革文件中专门有一篇《议茶法》。他在文中论述:“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品茶的风俗也由后唐五代十国时期的煎茶法过渡到了点茶法。所谓煎茶，即将茶与葱、姜、芝麻、黄豆等同煮，既可用蜂蜜，亦可用盐调味，无论是盐茶还是蜜茶，皆会加多种佐料一块煎煮。最终不但饮了茶汤，还会吃掉这些东西。
　　北宋中期开始流行的点茶法，便摒弃了所有佐料，而是品饮单一的茶。但点茶法同今天的冲沏法仍有不同，点茶法的程序非常复杂，其用具多达30余种。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以及稍晚的徽宗皇帝赵佶，都是点茶法的倡导者。为此，蔡襄专门写了一部《茶录》，这是宋代现存最早的茶论专著，赵佶也写了一本《大观茶论》。两本茶著中有专篇述写点茶的技艺，赵佶因此获得茶皇帝的美称。顺便说一句，宋朝也是中国茶叶专著最多的朝代，自唐及五代，茶叶专著有12部，宋代却有30部之多。
　　因此我们可以说，饮茶成为一种习俗是从宋代开始，从那时到现在，尽管已经过去了1000年，朝代更替了好几个，社会形态与生活习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人饮茶的生活方式，却一直未曾改变。
　　茶，是我们的智慧媒介
　　晚唐时期住世的赵州从谂和尚，80岁行脚到了赵州（即今天的河北赵县）柏林禅寺。由于他的名气太大，不少人都专程来柏林禅寺请他开示，不管来者多么高深的问题还是浅显的诉求，他都只用三个字回答:“吃茶去。”
　　前面已经讲过，唐代品茶不是饮而是吃。赵州和尚让前来求教的人吃茶去，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实在是令人失望。但是，如果让一个得道的人来看赵州和尚的回答，则无疑会称赞他是真正的善知识，难得的大禅师。他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其实，禅的明白如话又不可捉摸之妙趣，同茶的自然天成又穷其变化的底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赵州和尚同时代的诗人卢仝，隐居河南少室山时，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一碗喉吻润，
　　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
　　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
　　平生不平事，
　　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
　　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这是卢仝得到好朋友谏议大夫孟简寄送的新茶写出的一首诗中的一段。后人将这一段单独摘出来名为《七碗茶歌》而广为传颂。日本的僧人根据这《七碗茶歌》形成了他们独具特色的茶道，这茶道的七个层次分别为: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卢仝的《七碗茶歌》成为日本茶道的精髓。
　　茶道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艺术，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智慧的载体，也是觉悟的钥匙。
　　卢仝的《七碗茶歌》问世的时候，赵州和尚大概60岁左右，那时候，茶已获得中国士大夫以及出家人的喜爱。卢仝的诗很快就流传开来，赵州和尚肯定读过这首诗。据我推断，他肯定也认可卢仝对于茶的感知。他让求教的人“吃茶去”，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此及彼、由实及空地理解品茶的奥妙，因为那实在是禅的奥妙。
　　近年来，我时常看到各地的茶楼中挂有“禅茶一味”一类的条幅。但兴许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我想，赵州和尚让人“吃茶去”，就是想让人达到禅茶一味的境界。如果你不理解禅，那么你就先学会品茶，如果你熟知茶味，那么也就知道了禅的味道。南宋诗人张抡，写了一首《诉衷情》词:
　　闲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无味，不比郑声淫。
　　松院静，竹林深。夜沈沈。清风拂轸，明月当轩，谁会幽心。
　　这首词为我们勾画出茶道的真谛：只有在松院静、竹林深的环境中，只有在明月当轩的深夜，只有在弦琴弹奏着清雅小曲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一盏淡然无味的清茶中，看到自己来到这世间的一颗初心。
　　进入中年后，我仿效“一生好作名山游”的李白，走过了很多的名山大川，也品饮了不少好茶。在峨嵋山金顶的暮鼓声中，我品过雪芽；在黄山潇潇的秋雨中，我品过猴魁；在武当山的紫霄宫中，我品过道茶；在武夷山的天心禅寺里，我品过禅茶；在澜沧江边的茶园里，我品过陈年的普洱；在泉州的大开元寺中，我品过铁观音。我曾笑言，“三千众香国，我取一瓢饮。”苏东坡说他“一蓑烟雨任平生”，我是一瓢茶水涤心灵。如果一个人功利心太重，他就会浮躁，茶道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排斥功利，远离浮躁的。所以说，茶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净化心灵的方式。
　　茶，是巨大的商业利益
　　2015年的11月，赤壁市举办了第六届世界茶叶大会暨第二届长江文化论坛，主题是“万里茶道与长江经济带”。中华文化促进会在论坛上发布了《万里茶道全图》，它吸收了邓九刚先生的史学著作《茶叶之路》的考证以及蒙古国和俄国现存的地图资料，也附有我创作的《万里茶道赋》。
　　茶作为世界的三大饮料之一，让中国的茶叶成为继丝绸、瓷器之后的第三大出口贸易商品。17世纪的万里茶道，便由中国的南方福建、云南、四川、湖南、湖北等产茶大省穿过蒙古高原进入俄罗斯，终点是圣彼得堡。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中国南方产茶地生产的砖茶，通过闽帮、晋帮、川帮为主的中国商人以及俄罗斯商人源源不断地销往远东地区。
　　其实，茶叶作为商品，在汉代就已形成了市场。前面说过，西汉王褒的文中就有“武都买茶”这样的表述。到了宋代，茶税的征收成为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因为茶而产生了茶具、茶坊、茶行、茶点、茶戏、茶贩等完备的产业链。唐代的茶商已达到相当可观的商业规模。白居易在长诗《琵琶行》中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个浮梁，就紧挨着景德镇，是唐代重要的茶产地。瓷器是最好的茶具，我猜想，由于浮梁茶，景德镇作为中国瓷都的存在，最早是从生产茶具开始的。
　　宋朝是中国茶产业高速发展的第一阶段。上至帝王下至乞丐无不有着饮茶的习惯，使得茶产量大幅提高。到了徽宗时代，全国生产茶叶的州府，已由开国初期的20余个上升到70多个。饮茶不仅成为国人的习俗，而且还影响到毗邻的辽国、西夏以及吐蕃、回纥诸部。史料记载，茶贡成为每年向辽国输出岁币的主要品种之一。除了朝廷之间的岁输，民间的茶贸易额也逐年增大。
　　宋朝之后，明朝是茶产业的第二个高速发展期。今天，我们所说的云南、四川、贵州、山西等省份的茶马古道，几乎都形成于明朝。明朝的茶马交易由国家专营，即用茶叶与蒙古换取马匹，这是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利润丰厚。朱元璋建立政权后，一半出于对蒙古人入侵中原建立元朝的痛恨，一半出于闭关锁国的心态，他竟然将山海关外的东北以及嘉峪关外西北的大片国土弃之不要。并在东北至西北，沿线设置9个总兵府（通常称为九边）以监控“胡虏”，朱元璋眼中的胡虏即生活在两关之外的蒙古、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为了帮助消化，饮茶成了他们一天也不能中断的习惯。但是，无论东北还是西北，都是茶叶无法生长的极寒地区，他们只能从对明朝的贸易中获取茶。明朝廷需要优良的战马，于是，茶马交易便成为了一种基本国策，这项国策中不但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也有控驭异族的战略意图。
　　清朝以后，中国的茶叶规模并没有保持宋明两朝的上升势头，这一来是我们的茶道与茶艺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萎缩；二来是受到了英国茶叶贸易的冲击。但不管怎么说，茶叶的商业利益一直存在，而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茶，是我们故乡的未来
　　从地理的呈现来看，地球上的北纬30度，几乎都是地质状况非常恶劣的地区，充满了沙漠、碱地与光秃秃的山脉，这一地带因为干旱少雨，不适合人类居住。但中国的北纬30度却是一个奇迹，它源起于东面的太平洋，止于西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其间有星罗棋布的湖泊，蜿蜒流淌的江河；有莺飞草长的平原，也有森林茂郁的山峰。这一地带雨量充沛，气候温润，土地肥沃，阳光灿烂。以北纬30度为中轴线，往两侧各扩展3度，即北纬27度至33度，即是中国的长江流域，这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区。随着人类治水经验的积累以及交通能力的提高，这一区域又是重要的商贸区。远在唐代，就有“扬一益二荆三”的说法。扬是扬州、益指益州，即今天的成都；荆指荆州。在1500多年前，这三座商业都会分别成为长江上游、中游、下游的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当年，李白就豪气干云地说要“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自汉代开始，中国的财富中心一直在南移，到了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70%来自长江流域；再过300余年到了明代，仅江浙地区，就为朝廷提供了超过一半的赋税，所以才有“太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产生。
　　在中国北纬30度地带，还有一个更加奇特的现象，即中国最好的酒与茶的产地都在这里。就茶而言，杭州的龙井、太湖的碧螺春、黄山的猴魁、六安的瓜片、宜昌的采花毛尖、恩施的玉露、四川峨嵋山的竹叶青以及雅安的蒙山茶，无一不是中国绿茶的精品。在唐代，就流传了一句话，叫“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扬子江心，指的是镇江边上瓜州之侧的这一段长江。每年的烟花三月，自长江入海口上溯到这里来的刀鱼、河豚，味道最为鲜美。我喝过扬子江心的水冲沏的碧螺春、安吉白茶，我也品饮过青弋江水冲沏的竹叶青、蒙山茶，均是最美的享受。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品饮过用扬子江心的水沏出来的蒙山顶上的茶。
　　中国的好茶很多，普洱、武夷岩茶、红茶，我都经常品饮，但喝得最多的还是英山的绿茶。不为别的，乡情而已。
　　绵延千里的大别山，横跨鄂豫皖3省20余县。在大别山主峰南侧的英山，雨量充沛、气候温润，适宜茶叶的生长。我们获得的数据，尽管英山茶叶的种植面积达到20多万亩，但产值却只有14亿元左右。我听说每年春天，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等一些名牌茶叶的经销商，来英山收购原茶就地制作，然后贴牌销售。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英山的茶叶质量的确上乘；二是英山没有真正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和一流的茶企、茶商。“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如果我们提升茶叶的制作水平并增加更多的附加值，让每亩的产值翻5倍乃至10倍，应该不难。英山完全可以因茶致富，不仅仅是种植面积的大县，更应该是产值大县、收益大县。所以说，茶叶是故乡的未来。■
　　（作者系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文史馆馆长）
　　本栏目编辑：段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