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汉明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贯穿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科学回答了如何在经济落后东方大国跨越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自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诠释了百年来中国“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成功跨越之奥秘
　　中国共产党100年苦难辉煌史，是一部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作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亿万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应对一次又一次的风险挑战，一次次“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梳理总结我们党百年苦难辉煌史，有三次大的“育新机、开新局”。第一次“育新机、开新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与“变局”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种种严重挫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领导亿万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创了建设“现代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之“新机”，开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之“新局”，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第二次“育新机、开新局”：面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年来的最低潮，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改革开放，抢抓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之“新机”，开创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之“新局”，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第三次“育新机、开新局”：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格局风云变幻、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各种风险挑战叠加的复杂局势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开创了强起来之“新局”，产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以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由追跑、并跑并正在向领跑跨越的奥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二、揭示了党的根基、血脉、力量在人民，坚定了新时代党始终自觉践行初心、勇担使命的历史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强调在“新的征程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一大”党纲中，就把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实行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大”提出“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里面去”的主张。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遭受挫折经验教训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要依靠和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工农为主体的红色政权，指出这是无产阶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领导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党的“七大”将“群众路线”写入党章，并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作为建国方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力量，一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我们党才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初步建成了国民经济体系，构建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基本制度以及行政、审判、检察、军事、国防等重要制度，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根本准则。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正是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新命题、新范畴、新观点、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构成了“习近平群众路线观”。这包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等等。正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征程中紧紧依靠和团结人民，才战胜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和更为倚仗的人民力量。
　　三、解读了百年大党能够破除“政权更迭历史周期率”、永葆青春而“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之密码
　　1945年，毛泽东同志同党外人士黄炎培先生探讨过共产党执政后如何破解“政权更迭历史周期率”问题。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我们党就系统思考建国方略，回答这一时代之问、政党现代化建设之问和人类文明模式新形态之问。毛泽东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有关国家权力运行是模仿资产阶级议会制还是创建新的制度，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成功破除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权更迭历史周期率”的迷阵。另一方面，我们党“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再一方面，我们党将党和人民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对履行公权力的人员实行全覆盖监督，把公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这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制度、实践的新途径，开创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的新境界，而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建设取得重大成效，这包括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从而释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