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云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已执政65年。执政65年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三足鼎立”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完整格局，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6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和人类历史上，都有显著的地位。

　　建国65年来的探索历程与成果

　　探索就是探究、摸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定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没讲过，列宁、斯大林虽然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但列宁探索的“新经济政策”经验在时间上很短暂，斯大林的探索被固化为“苏联模式”。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课题，没有既定答案，更无前例可循。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时，基础薄弱世所罕见。建国之初的中国，犹如“一张白纸”，一穷二白，满目苍夷，百废待兴。产业基础薄弱。1950年，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发展基础薄弱。1950年，人均GDP只有35美元。文化基础薄弱。教育落后，社会文化落后，国民观念落后，文化水平低，大多数人是文盲。社会基础薄弱。建国前，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社会管理很大程度上延续着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管理体制。农村实行封建保甲制度，城市管理混乱，没有规范的社区管理制度。各种宗教、帮派、社团、门道、地下组织众多，封建把头、封建势力把持城乡基层社会。在如此薄弱落后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必定充满荆棘和艰辛。

　　6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可分为两个一脉相承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至1978年，即建国后的前29年。这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奠基期，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制度基础、经济基础和经验基础。首先，这个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各项基本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当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各项体制机制的改革，都是对第一个时期形成的各项基本制度的完善、创新和发展。其次，这个时期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截至1979年，已经形成40多个工业门类，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再次，前29年的探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不照搬苏联模式。“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些探索基本上失败了，但客观上为以后搞建设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教训。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将“左”的错误推向极端，就不可能有此后迅速理性地推动改革开放。第二个时期，从1978年至今，即改革开放36年。这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阶段，中华民族找到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979-1981年，是历史转折时期，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的拨乱反正。从1982年到党的十六大召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召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形成制度、道路、理论“三足鼎立”格局，逐步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即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是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各项改革向深水区、纵深带推进。

　　中国共产党65年艰辛探索的最根本成果，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伟大复兴明确了目标、确立了路径、规划了步骤、找到了动力。

　　首先，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总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总目标，是党的几代领导人不断探索的结晶。毛泽东在建国前就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在坚持“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当时的实际国情，制定了实现现代化的 “三步走”战略，提出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对“三步走”战略及其目标的深化、充实和完善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一百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将之概括为“中国梦”。中国梦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引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旗帜。

　　其次，确立了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径。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源头，明确了中国社会进步与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在革命年代，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有几种不同的主张。“左”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直接搞社会主义。“立三路线”就主张效仿苏联，搞城市暴动，夺取大中城市，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右的观点认为，中国应进行两次革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搞资本主义，补资本主义一课，待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搞社会主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否定了这两个主张，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即先搞新民主主义，再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建国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先后主导尝试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方法，都失败了，但为接下来的成功探索提供了教训、积累了经验。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果断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探索，形成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总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形成，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完善，找到并成功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两个历史时期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共同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第三，勾画了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与步骤。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采取分步推进的战略。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主张两步走。从1964年到1980年，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步，从1981年到2000年，实现现代化的第二步。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从1981年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走完第一步；从1991年到2000年，实现基本小康，走完第二步；2001年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是第三步。党的十八大把21世纪的前50年又分成两步走，即“两个一百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谋划现代化战略时，始终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设定分步走的阶段性目标与实施步骤。

　　第四，找到了推进现代化的动力与抓手。靠什么推进现代化？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并回答这个问题。前29年，主要靠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推进事业发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强调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作为推动现代化事业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和国家事业的两个关键点，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二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将改革开放和开展新的伟大斗争结合起来。开展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将是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首先是对企图颠覆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西方反华势力等敌对势力的斗争；其次是涉及民族问题、暴恐问题、极端宗教问题及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间的矛盾等各类问题的斗争；第三是党内的斗争，即反腐败、反“四风”、反特权的斗争。这些斗争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展过的斗争相比，更复杂、更多元、更尖锐，也更深刻，正因为如此，开展这些斗争，并取得胜利，必将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与保障。

　　二、建国65年来的现代化成就

　　新中国6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中国探索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6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党的建设现代化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经济建设的现代化

　　纵向地看，经济现代化成就辉煌。65年前的中国，经济形态主要是传统经济，生产力十分落后，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经济形式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形态，商品经济规模很小。65年后的今天，现代化的生产力已经占主导地位，工农业生产的工业化、信息化程度已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水平。经济总量建国初期只有1000多亿美元，2013年已经达到9.3万亿美元，2014年有望突破10万亿美元，将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超越10万亿美元规模级别的经济体。经济总量规模世界排名由建国初期的十五六位，跃居至现在的第二位。人均GDP从建国初期的35美元增长到7000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分析报告，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沿海省份如江浙、上海等地，已经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从国民私人财富拥有量看，根据波斯顿咨询公司《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的结论，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达到了22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46万亿美元。从经济结构看，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建国初期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0%左右，2013年农业仅占GDP的10%。中国正在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从人民生活水平来看，根据《2013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从1980年的0.407上升到2013年的0.699，上升了近0.3个百分点。从2011年开始，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实现了从低人类发展到中人类发展水平的跨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提升速度居全世界之首。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更能说明问题。印度的国情与中国比较接近，人口多、底子薄。印度比中国独立早，独立后的国家建设还得到了英国的帮助与支持。2013年，印度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而中国是7000美元。与菲律宾比较，1949年菲律宾人均GDP高于我国2-3倍，2001年起中国超过了菲律宾的人均水平。此外，从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指标上看，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也呈现强劲的势头。

　　（二）政治建设的现代化

　　经过65年的发展，中国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已经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并逐步走向完善、巩固。

　　首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模式。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生命与核心价值。65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模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西方推行资本主义民主，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直接选举。实践证明，在中国创造性实践与发展的协商民主比西方民主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协商民主把民主贯穿于政治协商、政党协商、民主协商过程之中，贯穿于决策之前、之中、之后，符合中国国情。65年来，中国为人类社会探索和贡献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其次，社会生活步入法治化的轨道。1954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此后虽然经历了像“文革”那样对法治的践踏时期，但法治的精神始终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不断推进立法、司法改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运行已经走上法治化轨道。依法执政成为党的基本主张，依法行政成为各级政府的基本遵循。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推进司法独立，进一步巩固社会生活的法治基础。

　　第三，党的执政体制正在不断现代化。一是执政骨干队伍废除了终身制，实现了领导集体代际之间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二是执政理念不断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终极目标。三是执政方式不断改进，正在探索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文化建设的现代化

　　65年来，中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从几乎一无所有向丰富多彩转变；人民的文化生活从严重匮乏向比较丰富转变。政治文化从传统的专制文化向民主法治文化转变，从官僚文化向公共文化转变。民主、法治已经构成政治文化的主旋律。社会文化从落后的封建文化、半殖民地文化转向了以公平正义为主旋律的现代文化。公平正义取代过去的等级服从与权力膜拜，成为人民心中最深层次的价值观。经济文化从过去追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文化转变为以效率、创新为主旋律的市场经济文化。道德文化从传统的三纲五常为主体的封建文化转变为开放、开明、包容的新型道德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主流道德规范正在形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弃善扬恶的社会，这是不正确的。诚然，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6年来，社会的道德水准有一定程度的滑坡，但这些只是社会道德的局部层面。总体看，全社会积极向上、开明包容、惩恶扬善的道德价值体系正在形成。可以相信，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随着科学合理的引导机制和评判机制的建立健全，中国将逐渐形成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

　　（四）社会建设的现代化

　　65年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一是社会差距正在缩小。研究社会现代化首先得看“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脑体差距。建国65年来，我国的“三大差距”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过程，总体上在缩小。应当看到，我国社会公平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国民的贫富差距的确很大，2003-2013年10年间，基尼系数突破了0.4，最高值达到0.49，平均达到0.481，已经属于高度不公平状态。但是，中国的收入差距跟西方的贫富差距性质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制度性差距，而中国是机制性差距。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追求资本收益的，收入差距是制度使然，无法改变。最近，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热议。他认为，资本主义如果不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资本主义要发展，必须彻底改变资本的收益增长率高于劳动收益增长率的制度设计，否则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按照他的统计，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收益增长大大高于劳动收益的增长。如美国，二战前1%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收入的20%，二战后降到10%，当前又提高到20%。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的问题，是制度性的根本问题，避免不了，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持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存在这样的根本性制度障碍，可以通过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机制的改革，调整、完善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当前，在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农民的市民化与户籍附着权利的取消，社会公平度正在显著提升。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国家法治化水平的提高、人们规则意识的增强，“三大差距”还将进一步缩小。

　　二是社会流动与整合机制逐渐形成。社会有序流动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给每个人从社会低层进入社会高层的机会，人的有序流动进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流动很小，人们都被禁锢在土地、单位和户籍上。当前，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职业门类日益丰富，社会流动不断加速，并且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世所罕见。总体上看，这种流动与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开放化、市场化是相适应的，是安全、有序的流动。当然，其中也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和群体分化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社会矛盾还可能激化。但随着政府的有效调控和引导，社会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新的社会流动与整合机制必将形成和不断完善，从而推动社会各阶层生动活跃、科学合理、规范有序流动，并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创造力、社会整合力和民族凝聚力。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生态环境恶化严重，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但历史地看，这只是阶段性的问题，一定能够而且开始得到妥善解决。根据库兹涅兹“倒U”曲线理论，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当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已经越过环境污染曲线的“拐点”，进入环境污染减轻阶段，生态环境开始进入逐步有效改善阶段。首先，决策层对生态恶化问题高度关注，已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这在当今世界是少有的。改革开放初期，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国策。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国家战略，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融入式建设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其次，我国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例如，从2001年开始建设的东北森林屏障、北方防风固沙屏障、东部沿海防护林屏障、西部高原生态屏障、长江流域生态屏障等十大生态屏障，已经初具规模，开始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再例如，大型水利设施包括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等重大的生态基础建设工程，已经开始显现成效。科技部《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2年度报告》数据显示，30年来我国的叶面积指数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和亚洲的平均水平，植被状况整体呈现好转态势，土壤沙化、石漠化程度也正在减轻。第三，生态文明意识不断增强。人们的反污染、防污染、治污染的观念正在显著加强，随之而来的文明、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也在加速养成。

　　（六）党的建设的现代化

　　执政65年，中国共产党已进入长期执政阶段，党的建设的进展集中体现为形成了一整套执政党建设制度，党的建设不断现代化。执政党建设的现代化，说到底是形成一整套能够摆脱“周期律”的制度体系和建设体系。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民主”这一制度保障，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这一作风保障。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制度建设这一根本路径。当前，新一届党中央提出推进理论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探索出并初步掌握了打破“周期律”、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路径。具体来说，一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既注重发挥多党监督、协商、参政的重要作用，又最大限度地确保各个党派团结合作共事，充分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二是坚持与时俱进，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政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永远做学习大国。建设学习大国首先要建设学习型政党。苏联共产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习不够、创新不够、与时俱进不够，前车之鉴，令人警醒。三是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扎根人民，党才有生命力。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取得一个个重大成果，根本原因在于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我们党找到了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这是党的力量源泉。唯有用好这个传家宝，永不脱离群众，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四是坚持五湖四海、广纳贤才的干部政策。选贤任能，把最优秀的才俊志士吸收到党内来，党的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才能拥有强大而持久的战斗力。这是我们党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好干部五条标准与之一脉相承，是新时期党选人用人的根本指南。五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激发党的创造活力。在发展党外民主的同时，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内因，起决定作用。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

　　三、新中国65年的历史方位

　　人类历史上，不是任何民族的任何时段都构成人类历史，只有那些改变人类历史、改写人类历史、创造人类历史的时段才构成人类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5年，正是这样的历史时段。这65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自己历史、改写人类历史的65年。

　　（一）从世界社会主义史角度看，建国65年创造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模式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两个比较典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苏联模式已经成为了历史。中国模式最大的内涵在于探索和回答了在一个经济社会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思考过。马克思晚年预测过落后国家可以搞社会主义，但指的是俄罗斯，没有想到中国。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到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中国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列宁着手尝试在远东中国传播社会主义，但同样没有预测到中国会很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也极力想把斯大林模式复制到中国。可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努力探索、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果断抛弃了以高度计划经济为圭臬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基础。二是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民主党派参政相结合。苏联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党派，更没有民主党派参政。中国实现了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参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冲破几次世界历史漩涡，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历史创造。中国像条大船，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里，不断冲破漩涡、调整航道，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思潮主张纷纷登场，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各个方面，如君主立宪、多党制、总统制、三权分立都在中国尝试过，都一一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漩涡。二战后，世界上大量的民族国家卷入了资本主义阵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冲破了第一个历史漩涡。接下来，苏联极力把中国纳入苏联体系，希望中国加入以苏联为主导的经互会。中国没有卷进去，从苏联体系中挣脱了出来，冲破了第二个历史漩涡。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纷纷西化，1991年，苏联也随后解体，中国顶住了西化潮流，冲破了第三次历史漩涡。这个漩涡至今尚未停歇，从东欧、中亚到北非。在这个漩涡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纷纷跌入民主陷阱、自由化陷阱，而中国始终是顶住这一漩涡的中坚力量。

　　（二）从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看，建国65年探索出了一条落后国家走上现代化的新道路

　　除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如英、美、德、法、日等，那些曾经被他们实施殖民剥削和压迫，后来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的欺凌，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老牌帝国主义可以靠殖民掠夺、侵略战争的血腥手段，以剥夺落后国家的资源换取自身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国家身份后，要实现现代化必定要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新路，实现现代化必然更加艰难。这也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至今没有走上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中国却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其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自力更生+改革开放”。自力更生就是走自己的路，不任人摆布、不听命于人。同时不搞闭关自守，搞改革开放，坚持学习、改革、创新。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突破了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突破的三个接踵而来的陷阱。一是突破了高水平均衡陷阱。高水平均衡陷阱是指落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土地等自然资源贫乏，形成土地与劳动力要素的不均衡格局，不得不通过精耕细作与内卷化生产实现土地与劳动力的均衡，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均衡扼杀了科技进步的动机和动力，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建国前，中国也长期无法跨越这个陷阱。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农、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带动中国成功突破了这个陷阱。二是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预测，人口以几何级数倍增，生产力水平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生产力的提高永远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人口增长必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制约。对此，中国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和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吸聚劳动力，不仅成功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且将人口优势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和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三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就停滞不前，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这一阶段，正在通过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内生发展，探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路径。

　　（三）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建国65年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

　　大凡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经历觉醒、奋斗、独立、富强四大阶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经历了这四大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华民族的觉醒阶段。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打醒了少数有识之士。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是国人中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几个人。中日甲午战争，打醒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十几个省的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最著名的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向国人、朝廷呐喊改制图强。随后，孙中山领导成立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喊出“恢复中华”的时代强音。尽管如此，真正唤醒中华民族的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第一次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身份，认识到自己落后挨打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认识到民族振兴必须战胜的国内外敌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团结奋斗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旗帜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第一次空前地团结成一个民族，焕发出追求民主、独立、共和的强大民族力量，最终赶走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启动，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确立了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并着手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实现了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制度独立，逐渐成为世界大舞台中的重要一员，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脚跟。中华民族走完了伟大复兴的“觉醒”、奋斗、独立三个历史阶段，面临着“富强”的考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复兴进入富强和崛起的新阶段，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基本进入小康社会，正在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四）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建国65年构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支点

　　有些西方学者说，中国的世界历史意义仅限于唐宋元以前。其意思是说，唐宋元以及以前，中华民族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明清以后，中华文明全面衰落，对世界历史没做任何贡献，明清以降的中国史，只是华夏民族的本民族史而不是世界的历史。这类观点尽管偏激，也有一定道理。自明代对内强化专制、对外实施封闭以来，中华民族逐渐失去创新活力，逐渐落后，最终沦为受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裹胁到人类历史进程之中。

　　新中国的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开始创造自身的历史，而且开始影响世界历史。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独立、自强和发展的榜样；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成为决定世界“美—苏—中”大三角格局中的一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历史的新支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对整个世界的拉动力、影响力日益增强。当前，世界历史的重心正从欧美转向亚洲，中国正在成为拉动人类世界发展的新引擎。中国正在通过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推动中亚、西亚、欧洲的发展，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动东南亚、印度洋、澳新地区乃至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正像一个支撑点、辐射点，东西南北全方位带动世界发展。可以憧憬，中华民族真正跻身现代化国家行列后，一定会复兴当年唐宋时代对整个世界的强大拉动作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华文明一定会再攀世界文明的巅峰。

　　四、建国65年的历史启示

　　当代中国最强劲的时代主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这一主题，纵观建国65年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深刻的历史启示，集中可以概括为四点：

　　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伟大民族的复兴需要伟大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开明派、农民阶级领袖、资产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先后走上历史舞台，但真正将中华民族唤醒、赋予其民族自觉意识，真正将中华民族团结起来，领导其民族自为、民族自立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同样，在帝国主义包围、两极冷战格局以及“民主”、“西化”浪潮裹胁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发展的“舵把”和航向，始终没有被卷入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漩涡，真正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前，中华民族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适时举起中国梦这一时代旗帜，领导中华民族全面深化改革，开展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发展中国，未来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复兴必须走伟大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在民族复兴史上，中国人民尝试过资本主义改良道路、资本主义革命道路、传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越走越宽阔，才越走越呈现活力和优越性。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伟大的复兴必须有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动力。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质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也是从物质层面现代化向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现代化推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需要通过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形成全面支持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和现代治理体系。

　　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伟大民族的复兴需要坚定的战略定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定力之源。一些国家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民族复兴的最大威胁，就是被不合理的世界体系所钳制，被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所裹胁。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正面战场促进了抗日战争胜利和民族独立，资产阶级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国民政府，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都依赖外部力量，而不是团结和依靠人民，因此不能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形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制度基础。当前，中国经济开放度高，对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国际资本依赖度高，在政治上面临“西化”、“民主”等多重陷阱，在这种背景下实现民族复兴，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尤为重要。■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省改革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