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青

　　一、国内经济局势分析

　　在最近两年中，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进行了四大战役，从反浪费、反腐败、强改革到树起依法治国的大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为节约、廉政、改革施加了法律保障。对于老百姓颇有微词的司法不公问题，四中全会提出了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的法院与检察院，省以下两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有效措施。

　　节约、反腐、改革、法治，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四道保护绳。今年5月，“新常态”第一次出现在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中。7月29日，习近平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笔者认为，把“新态”与“常态”分开来思考，更有意义。

　　“新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之新。各种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理念都不同于以往，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去掉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内容，采用新的思路体系。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这种改革思路之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二是环境之新。体现在反腐败力度加大，反国企垄断趋势明显，而这两者是民营企业最为需要的。三是技术之新。新技术推进新经济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科技主要有三大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空间定位技术，这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互联网加上北斗，可能改变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电子商务让制造业产生了彻底的革命，不论你的工厂在哪里，产品都可以放在同一个无形的平台上。

　　“新”是追求变化，“常”是强调相对稳定。“常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速度之常。中国的GDP增长，已经实现了十一个季度处于7.3%到7.9%之间，不要说回到两位数，就是回到9%都有点困难。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下行的国内国外因素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增大，位居世界第二，也不可能像十年前一样高速增长。这与习近平“没有水分的GDP”的要求是一致的。在11月初，习近平在福建再一次强调：“我们对福建加快发展的期待，是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早在2004年2月8日习近平就强调：“要看GDP，但不能唯GDP。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立竿见影的发展是政绩，打基础作铺垫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政绩”。今年第三季度，全国的经济增长率是7.3%，1至3季度是7.4%。从“新常态”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经济增长率在7-8%之间都是很正常的，也是换挡期、消化期、转型期的正常表现。经济增长每0.5个百分点，可视为一个台阶。今年的中国经济都处于7.0-7.5%这个台阶上，基本上正常。但是，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GDP数字，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季度各省数字比较低，地方GDP加起来只超过全国GDP的4500亿左右。数字低的地方领导坐不住了，扩大投资、增加项目，于是乎，今年上半年的地方GDP加起来超过全国GDP 3.4万亿。这说明一点，地方为了完成年初预定目标，会想方设法提高季度数字，为了完成五年规划的数字，会提高年度数字，这就有可能造成经济增速的水分。湖北把县域经济考核分为三个类型，是非常明智的，还可以向上扩展到省市，向下延伸到乡镇。二是政策之常。宏观经济政策求稳、求微调、求微刺激，发展经济不能“大跃进”，不能轰轰烈烈。要充分相信我们的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以“强改革”代替“强刺激”。三是民生之常。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每当看到地震灾区那经不起震的房屋，我们都想问一句，农村的危房改造什么时候能够“全覆盖”到地震多发地区。四是生态之常。十一年前的“非典”，我们关注珠三角，5年前的太湖蓝藻潮，我们关注长三角。2年前的雾霾，我们关注京津冀城市圈。现在的沙漠污水池，我们关注西部生态的脆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减缓、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前期的刺激政策需要时间来消化。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此“三期”是“就经济论经济”。要使中国经济更加健康，中国的发展应该进入新“三期”，即深度反腐期、生态保护期和文化振兴期。

　　目前作为“深度反腐期”，是老百姓的一种愿望。占世界第二的GDP总量，如果伴随着腐败，那是不稳固的。每当看到“楼倒倒”、“桥歪歪”、“路坑坑”等因偷工减料而造成的返工浪费，人们对腐败行为无不咬牙切齿。有权者的以权谋私、行贿者的偷工减料，已经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公信力的问题，而且影响到公民的自信心。大家对腐败造成的工程质量下降耿耿于怀。比如，一个小区，地下的水管不合格，结果是隔三差五地停水、更换、维护。因此，越是反腐败，老百姓越是欢迎，即使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下也可以理解。尽管这使经济增长低一些，但经济增长率的健康率会大大提高。

　　经济增长了，生态被破坏了，这样的经济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因此，目前是生态超常保护期。比如，腾格里工业园最近上了“头条”，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对沙漠造成的污染。这个工业区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十多年来几经变迁，目前已升级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硫化碱项目为主的精细化工产业链为当地GDP贡献颇多，曾受到当地政府的全力扶持。但大量污水被直接引入沙漠腹地的蒸发池，至少已经污染了腾格里沙漠十年。在生态脆弱的中西部草原、沙漠地区，本来就不应该允许上高耗能、高耗水的化工产业。好在对“腾格里问题”，总书记做出了批示，当地领导也在拿出有效措施。

　　经济发展了，文化能否与时俱进，是一个关键问题。经济发展了，道德水准在下降，是一种悲哀。经济发展不快，有浓重的传统文化的氛围，这种经济也是有活力的。人们常说，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产生，在国外结果。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韩国，通过对本国文化的弘扬，带来了多少的“GDP”。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期，也应该是“文化振兴期”。最近一年，习近平针对传统文化多次发表了重要讲话，意在让中国文化给中国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二、湖北发展的重大利好

　　2014年以来，经过全省上下的努力，国家的政策支持，湖北获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机会。

　　一是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无疑是湖北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可弥补湖北发展的一些短板。如武汉至九江的高铁，武汉至西安高铁，将直接推动黄石、鄂州、随州、襄阳、十堰的发展。长江航运的发展，尤其是武汉到安庆6米水深、武汉到宜昌4米水深航道整治目标，将使武汉到宜昌的5000吨轮船、武汉到上海的万吨轮船畅通无阻。湖北为了应对长江经济带新的一轮的发展，将重点建设“三大三带”。“三大”为综合立体大交通、对外开放大通关、跨区域合作大平台；“三带”为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带、新型城镇连绵带、生态文明示范带。重点实施“六大工程”，即枢纽建设工程、产业升级工程、沿江城镇化推进工程、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合作交流工程和沿江大开放工程。这意味着，一大批重点项目特别是交通项目将陆续实施。包括郑万、武九、武西、蒙华和江汉平原货运铁路，来凤至咸丰、建始至恩施等高速公路，襄阳机场扩建工程、武当山机场和顺丰速运全国核心枢纽项目，嘉鱼长江大桥等19条过江通道等。

　　在打好长江牌的同时，还要注意与两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从区位上看，武汉是长江经济带、陆路丝绸之路、海路丝绸之路三大经济带最佳的结合点，这一点优于郑州、长沙、合肥、南昌等周边城市。武汉目前是水陆共进，“汉新欧”、“汉满（洲里）俄”等陆路丝绸之路，“泸汉台”、“汉越泰”等海陆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将来还要走昆明、南宁的西南海路丝绸之路。

　　二是扩大出口的机会已经到来。2014年3月底，东风公司购买法国标致汽车14%的股份，为标致雪铁龙汽车的出口带来了可能性，而且，东风公司在俄罗斯设厂都有可能。11月，联想以28亿美元收购了摩托罗拉智能手机，成为在三星、苹果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并将摩托罗拉生产基地从天津转移到武汉光谷，为光谷的智能手机出口带来了机会。豪车英菲尼迪在襄阳生产，使得湖北有了与一汽奥迪、上海大众竞争的资本，襄阳也因此成为英菲尼迪的世界三大制造基地之一，也要争取出口。

　　三是科教创新得到认可。去年下半年起，武汉市、湖北省先后出台科教“黄金十条”，关键之点在于成果的处置收益的70-99%归研究团队。2014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深圳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选择部分中央级事业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允许试点单位采取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方式转移转化科技成果，所得收入全部留归单位自主分配。此外，科技部批复同意部省共建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方案，支持我省发挥中部地区枢纽、科教资源富集、创新创业活跃的基础和优势，打造国家级技术转移机制完善和模式创新示范区。这些都是发掘我省科教潜力的机遇。

　　四是海外投资计划。基于“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海外投资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承担贷款风险，企业输出过剩产能，人民币国际化，三位一体。一方面是中国有过剩产能和过剩外汇资产，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中国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在国家层面，上海自贸区试验、“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策略均已经实质性启动。武汉作为设计之都、老工业基地，特别是拥有铁路、建筑、桥梁、钢铁、水泥、石化、造船等产业发展能力，有望搭上这一班“走出去”的大船。

　　三、湖北近期发展的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在湖北GDP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湖北民营企业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的数量并不多。要抓住国有企业改革的机会，参与混合经济，同时进入金融、医疗、文化、基础设施、新兴制造业等领域。比如，武汉的北斗产业就有许多的应用领域亟待拓展，格林美、华新垃圾水泥窑协同处理等都是多多益善的环保产业。

　　二是狠抓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一个核心经济层面，上托市域经济、省域经济，下拉乡镇经济。在2014年中国百强县中，大冶93位，宜都98位。宜都是第一次上榜。宜都已拥有产值过百亿产业集群2个，过50亿元产业集群4个，成绩突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有两个典型：辽宁与苏南。今年辽宁有10个县上榜，排名靠前。辽宁的经验是“省统筹、（县域经济）办（公室）推进、市联动、县倍增”。2006年辽宁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前所未有地提出了以县域经济为重要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随即在省十次党代会上，将其确定为新时期三大历史任务之一。2008年进而提出实施县域经济“三年倍增”计划。

　　湖北经济弱在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弱在乡镇经济，乡镇经济弱在产业链。乡镇经济是基础。目前国家重新公布了3675个全国重点镇，湖北有140个。据笔者观察，湖北的城镇化要关注大桥两边、城际铁路站点、高铁站、高速公路出口、城中村与棚户区改造、学生街改造、避暑地产等。

　　三是力促科技优势转化。湖北的科教实力全国第三，但转化能力不够。有的专家预计，本地的成果有五分之一在本地转化就不错了。转化的障碍还是在思想层面。除了在成果收益权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还必须做好工研院的工作。广东在2005年就出现了工研院，2007年华中科大在东莞设立的工研院也做的非常出色。2012年以来，武汉也出现16所工研院或者是技术研究院，要在让“青苹果（专利）”变成“红苹果（产品）”，再走向“苹果树（产业化）”上下大功夫。

　　四是继续优化环境。湖北区位优势、科教优势极其明显，如果再加上上乘的投资环境，将好上加好。“八项规定”、“反四风”之后，乱作为、不作为的现象大量减少，但是慢作为、被动作为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企业家叹息道：“湖北这么好的地方，要是积极改善环境多好”。要把“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深入每个公务人员的心中。

　　五是积极扩大出口。随着国际合作领域的扩展，中国的商品出口有新的机会。区位不如湖北的重庆，依靠货机，出口增长迅速。今年前三季度，重庆的两江新区出口排序是贵金属首饰、手提电脑、移动终端。说明出口的关键在于成本。对于湖北来说，农产品一直是出口主力，东风公司的风神汽车与标致雪铁龙汽车应该大量出口。联想收购摩托罗拉之后，也有可能出现联想、摩托罗拉智能手机双品牌出口的可能性。湖北随州的专用车要多争取出口的机会，东风公司的日系车也要尝试出口。

　　六是力争拓展新区。最近，国务院批准了四川的天府新区，这是全国的第11个新区，今年的第5个新区。有消息称，最近又有长沙湘江新区与南京江北新区在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到2020年国务院要批准50个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引爆点。这是有可能的。建议把汉口北作为新区向国务院推荐，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包括东西湖区的全部与黄陂、新洲区的一部分。这样，可以使得武昌南、汉阳西、汉口北同时得到新的发展机会。

　　七是三圈三带。针对武汉长期“一城独大”的现状，有必要从“一主两副”上升为“三圈三带”，即形成武汉城市圈（1+8）、襄阳城市圈（1+3，襄阳、随州、十堰、荆门）、宜昌城市圈（1+3，宜昌、荆州、恩施、神农架），长江经济带、汉江经济带、清江经济带。荆门从传统的“宜荆荆”中拿出，主要是考虑汉江经济带的完整性问题。湖北的三大城市，支撑湖北的三个点，才是有力量的。同时，襄阳与宜昌之间的城际铁路获批的话，加上郑万高铁、宜昌长沙高铁，将使两市形成十字形高铁架构。

　　八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湖北是老工业基地，百余年前的“大武汉”就是张之洞经过18年的艰苦努力而形成的，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也是把武汉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比如铁路中心、工业中心、商贸中心等。计划经济的30年中，经过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两次大的投资，武汉形成了现代的工业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的经济总量一度位于全国第四，即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之后，当时全国最大的省会城市，目前是第九位，而2006年是第十六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说明湖北拥有很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加上我们的区位优势，这种潜力更是无可限量的。武汉提出工业总产值每三年增加一万亿，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也会跟进。

　　九是加强统计。统计不能造假，而如果由于对统计工作不够重视而发生漏统的现象，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某个刚刚开始统计工作或者统计工作分布在千家万户的领域，比如，近几年的文化创意、体育健康、科技、教育等。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健全统计机构、充实统计人员、做实统计数据，也是科学反映工作成绩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省政府咨询委员）

　　责任编辑：刘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