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湖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科学地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统一战线具有战略地位，党的各级组织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不仅需要切实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和具体指导，而且党的负责人要亲自做统战工作。马克思主义认为，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解放运动中实现自身团结统一和争取广大同盟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高到夺取革命胜利法宝的战略地位，认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党在湖北抗战中，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无论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较为密切时，还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时，甚或在敌伪顽军的夹击下形势异常严峻时，都非常重视统战工作，不仅切实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和具体的指导，而且党的负责人都亲自做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党主要在武汉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不仅指导鄂豫皖边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湘鄂赣边傅秋涛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而且在同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加强联系的同时，还派人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建立起以武汉为中心、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主要在武汉外围地区从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为了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鄂豫边区党委和各地委都设有统战工作部，各县委都配有做统战工作的专职干部，专门从事统战工作，并制定了适合湖北地区情况的具体方针和政策，领导和指导湖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同国民党西北军、川军、桂军及其他地方武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从而使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战斗在湖北地区的党组织不仅切实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和具体的指导，而且党的领导人还亲自做统战工作。抗战初期，董必武通过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石瑛等人的上层统战工作创办的汤池训练班，是党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基地。周恩来到达武汉后，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张冲、冯玉祥、陈诚、黄琪翔等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通过与这些上层人士建立的友好关系，在武汉成立了许多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国组织和救亡团体，保持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良好局面，推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鄂豫边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更是把统战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部队打到哪里，党的工作延伸到哪里，统战工作就做到哪里，有时甚至将统战工作做在部队到达的前头。正因为湖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将统一战线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切实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和具体指导，而且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亲自做统战工作，才使党在湖北地区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二、统战工作具有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必须根据错综复杂的形势，区别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式进行持续不断地争取和斗争，方能取得较大的成效。1939年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南下湖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之时，武汉外围地区的形势是，20余万日伪军同40余万国民党军在此相持。在这些国民党军中，既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有杂牌部队，还有湖北地方的土顽部队。在杂牌部队中，又有西北军、川军和桂军之分。而共产党在该地区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仅有十几支力量弱小而又分散、互不联系或联系甚少的抗日游击队。更重要的是，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的确定，湖北地区的统战形势转趋严峻。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李先念清楚地认识到，要想迅速打开湖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团结湖北地区各方面的抗日力量，特别是要处理好同国民党各军队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坚决反共分子，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都坚持争取和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军队团结抗日的方针。他分析当时国民党在湖北地区的各派势力，认为：从总的方面来说，统战的形势虽然因国民党五中全会而转趋严峻，但是国民党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中既有坚决反共的顽固派，也有对我友好的抗日派，还有左右摇摆的中间派。他具体分析说，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部，自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我们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费等方面给我们一些援助。川军对国民党当局不满，反共不积极，不愿与我搞磨擦。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友军，我们要以最坦白、最诚恳、最亲切的态度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以使他们同我们一道共同抗日。桂军是国民党军在湖北地区的主力，李先念分析说，桂军目前处境困难，国民党中央军对它的压迫与分化，所占的许多地区沦陷或被挤掉，以及桂军中许多下层军官曾受进步思潮熏染，新四军力量不断增长对他们的影响等，因此，争取桂军同新四军合作抗日具备着可能性。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势力，我们要采取一切好的必要的方法，必须有极大地耐心与艰苦的努力，以争取他们。对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湖北地方的土顽部队，李先念认为，如不与我搞磨擦，我军各部应尽量避免与他们进行直接冲突。如冲突实在不能避免时，必须实行武装自卫斗争。但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能把事情做绝，既显示出我军的军威，又尽可能争取他们一致对外。总之，对国民党各派势力，应区别情况，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不断扩大抗日力量。

　　正是在李先念这些统战思想指导下，党在湖北地区领导的新四军各部队不仅与国民党军西北军、川军、桂军广泛接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与国民党土顽部队达成了“政治上共同抗日，经济上互通有无，军事上互不侵犯，关系上互相保密”的秘密协议，从而在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下保持着团结抗战的局面，巩固并扩大了湖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统战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以宽为宜，必须具有广泛性，不仅要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特殊情况下也要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统战工作中，无产阶级不仅要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特殊情况下也要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这是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思想。党在湖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并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为在湖北地区统战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在湖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力从事统战工作。在统战工作中，把发动广大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统战工作的首要任务，在湖北各地广泛开展抗日群众运动，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建立抗日武装，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还突破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把是否抗日作为最大的政治分野来确定是否团结，无论何人、何阶级、何种党派、何种团体、何种信仰，凡主张抗日并在实际行动上抗日，都作为统战工作的对象，将其吸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就使得湖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正因为如此，在湖北地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基本群众，有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专署专员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还有开明绅士、“汉留会”成员、游杂武装、已觉醒的敌伪官兵、僧侣道人和国际友人等。正是这些广大的抗日力量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汇成了巨大的洪流，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使湖北军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四、在统战工作中，必须对中间党派、开明绅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坚定不移地实行团结的方针，不仅要与他们真诚合作，而且要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各中间党派、开明绅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间党派作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当时中国社会中除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力量，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人士，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是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中上层分子，他们在统一战线中属于中间势力，是共产党要努力争取的对象。党在湖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对各中间党派、开明绅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坚定不移地实行团结的方针，不仅与他们真诚合作，而且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为争取各中间党派、开明绅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抗战初期，陶铸在汤池举办训练班期间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范一先生的真诚合作即是其中的一例。当时，李范一先生是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委任的训练班主任，陶铸以顾问名义实际主持训练班的工作。在训练班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陶铸一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地从事抗战救国事业，一方面尊重李范一先生，事事处处与李先生开诚布公，赤诚相见，因而他们之间不仅始终如一地保持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而且使李范一先生加深了对共产党人的认识和尊重，为他以后与共产党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8年上半年，周恩来同各中间党派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经常同救国会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张君劢，青年党左舜生等坦诚交谈。正是这种经常的坦诚交谈，使他们逐渐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进而拥护中共的抗战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李先念、陈少敏等人也把同开明绅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李先念曾多次会晤开明绅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同他们建立统战关系。陈少敏曾和杨学诚一道两次登门邀请鄂东爱国民主人士徐健吾参加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共商抗战救国大计。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党不仅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先后吸纳6位开明绅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行政公署副主席和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等职，使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彭绳吾出任抗日民主政府鄂东专署专员，而且在颁布的施政纲领等文件中，尽可能地照顾开明绅士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利益。正因为战斗在湖北地区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在与各中间党派、开明绅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交往中，同他们真诚合作，并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从而使他们能够自始至终地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为抗战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汉口学院思政课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姜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