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岳在《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撰文认为，中国贫困治理特别是“精准脱贫”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模式”并发展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逻辑，充分发挥制度的政治优势，改革与完善贫困治理的关键机制，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转换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能力，将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发挥中央权威的理性化优势，激发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治理活力。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形成的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生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贫困治理，是一种普遍的“人民福利”，而不是排他的少数人的特权；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同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以西方为师的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替代方案。

“经济新引擎”理论提出区域政府具有双重属性
  吴浩在《江淮论坛》2020年第4期撰文指出，基于“资源生成”的概念、对城市资源3种类型的划分和市场经济体系下区域政府的3大经济职能，“经济新引擎”理论提出区域政府具有“准企业”“准微观”和“准国家”“准宏观”的双重属性。区域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的参与和竞争，以及对产业经济的规划、引导和扶持，使其成为区域内非政府主体的集中代理，通过理念、制度、组织和技术等多种创新方式与其他区域进行竞争——这是区域政府的“准企业”“准微观”属性。另外，区域政府履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各项职能，具有公共性和强制力，对产业经济实行调节、监督和管理，对公共物品或公益事业实行有效调配——这是区域政府的“准国家”“准宏观”属性。在区域政府“双重属性”论的路径下，“经济新引擎”理论同时提出现代市场经济竞争“双重主体”论——产业经济的竞争，以企业作为主体；城市经济的竞争，以区域政府作为主体。
消费社会中人的发展问题
　　杜松石在《求是学刊》2020年第5期撰文指出，人的发展在消费社会中面临着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到来，对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消费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其二，消费社会的到来有利于人的能力的发展，既有利于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也有利于个人潜力的发挥；其三，消费社会的到来有利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打破了以往社会交往的单一模式，使交往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也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人的发展，使得人的发展面临着悖论——生命存在悖论、个性存在悖论和身份存在悖论等。这些悖论阻碍了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妨碍了人的能力的全面发挥，也对社会的进步产生着消极影响。从中国现实语境来看，如何更自觉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消费社会中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丰富、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有利于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利于为人的塑造、人的培养、人的教育和人的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价值依据、指导方针和方法原则。
到了亟需关注精神贫穷的时候
　　吴波在2021年1月29日《环球时报》撰文指出，以往谈及贫困，往往指的是物质生活的贫瘠，精神贫困这个概念对于尚苦于物质财富不足的人来说 ，还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社会发展的加速化在推动技术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一些人越来越难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一些人的精神世界早已满满都是工具性的内容，价值无处安放。物质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物质财富的增长既不会自然地解决贫富分化之间的矛盾，也不会自然地解决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间的矛盾，它们都需要外力的强力介入。在承认社会意识领域多元化的客观性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力倡导，是克服精神贫穷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力量。
5G时代舆论生态变化与舆论引导新范式
　　苏宏元在《人民论坛》2020年9月下撰文指出，5G技术不仅仅推动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促使新闻传播业态和社会舆论生态发生深刻的变化。5G时代下，舆论主体更加多元复杂、主体性增强；舆论平台分散化、“圈层化”；舆论表达方式更为碎片化、情绪化；舆论传播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增加。5G技术不仅为舆论传播提供了机遇，也为舆论引导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播环境复杂化，社会共识的形成难度增加；二是突发性、情绪化的舆论风险；三是“虚假民意”的干扰；四是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网络舆论乱象。5G技术对舆论引导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几点之外，一些地方政府舆情应对能力不足；媒体传播责任担当意识弱化、把关人缺位；社会公众媒介素养偏低、法治观念不强和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等，这些“老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出现加剧的趋势。5G时代，舆论引导工作应改进引导策略方法，创新舆论引导新范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引导机制；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三是探索社区网格化舆情管理模式；四是增强受众意识，讲究舆论引导策略。

直播带货热的冷思考
　　李秋红在《传媒》2020年第17期撰文指出，当下各类商业机构、传播机构甚或一些地方政府，普遍热衷于开展网络直播带货。如何实现直播带货的理性和良性发展，尚需做一些冷思考。第一，要思考和把握商业之道。直播带货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即通过网络直播买卖商品。商业买卖讲究诚信为本，重视质量信誉，直播带货亦是如此。但直播带货在实践中良莠不齐，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二是存在虚假刷单、流量造假现象。第二，要思考和把握传播之道。直播带货迥异于一般的商业买卖，它是借助于网络平台，通过主持人介绍、引导、劝说、表演等来推销和销售商品的。这种面向大众的网络传播行为，毫无疑问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和价值观，需要重视和把握其内容导向和价值取向。一是选择什么样的主持人(主播)很重要；二是主持人(主播)怎样带货很重要。第三，要思考和把握创新之道。一是创新商业模式；二是创新节目形态；三是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第四，要思考和把握法制之道。直播带货应遵守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面对直播带货热，应把握法制之道以形成良好的发展生态。
本栏目编辑：曾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