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芳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作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科研体制改革的部署。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将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一、中国经济转型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中国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按照国际划分标准，经济发展已超越了要素驱动阶段，正处于效率驱动阶段，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来自于要素投入。从中国过去的情况看，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占70%，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占30%，而在发达国家，情况则相反。目前中国至少有220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粗钢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近一半，水泥产量占全球总产量比重已超过60%，煤炭产量占全球总产量比重已达到50%左右，中国的实体部门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自1978年以来年均投资率超过37%，几乎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自2003年后，这一指标连年超过40%，2012年甚至创纪录地飙升至70%以上。这种增长方式对增加要素投入依赖的程度达到了极限，难以为继。曾经成功预测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已经达到了极限。可以说，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发展战略，中国必须抓住机遇，促进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的生产效率。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较好的基础。其一，实体经济提供了科技创新的舞台。世界上创新能力强的国家都是产业竞争力强的国家，没有产业支撑，科技创新犹如无本之木。中国被称为“世界制造工厂”，制造业在全球的比重达到19.8%。实体经济是技术创新的产业基础，不断壮大的中国企业将成为未来科技创新的主体，中国具有较大的科技创新潜力。据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6月27日的报道，由毕马威（KPMG）咨询公司组织的一项面向计算机和电子等行业逾650名高管的调查显示，有3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将在未来4年内成为最大的“全球创新热点”，排在第一位。其二，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比较活跃，专利申请数量增速快。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增速从2009年起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2011年增长率高达33.4%，比居第二位的日本高出12个百分点。虽然，专利申请数量不能够说明专利授权的数量，但是专利申请数量增速快说明科研机构、企业、高等院校在科研活动上参与性强。其三，国家对于科学研究的大力投入。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2011年，中国研发经费已达到8687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这一比例已经超过英国；2012年全年研发经费支出10240亿元，比上年增长17.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7%。

　　二、我国科技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尽管中国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缺乏创新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也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死穴”。我国科技创新中存在的痼疾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原始创新能力弱

　　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在重大的国际科学研究奖项中，中国缺少获奖者。在过去的90年中，美国的科学家获得了44项诺贝尔奖，德国产生了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也出现了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年度全球创新能力排名报告》2011年对世界上125个国家的排名，中国排在29名，在亚洲，中国落后于新加坡、韩国、日本。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相当大。根据该报告中的数据，日本的专利总量是中国的100倍以上，美国是中国的4.3倍，韩国是中国的1.8倍。全球技术创新位列前三名的领域分别是计算机和外围设备领域、汽车领域和电信领域，专利增长量最快的是航空航天领域，在这几个领域中中国均没有进入前十名。

　　2012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要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我国专利申请的数量上升与制造业的规模化发展有关。我国是制造业生产活动最密集的地方，承包了世界上最多的加工制造生产环节。专利属于工艺创新，生产工艺的提高必然是在制造环节中完成。中国新增专利数2009以来排名世界第一，这个时间点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时间点基本一致。但是，专利数量多不等同于创新能力强，在高科技时代，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一个产品往往是几百项甚至成千上万项专利、发明的集成，如何将单个的专利集成为产品，是在科技研发新时代下抢占科技研发新高地的关键所在。

　　进一步分析专利申请数量，不难发现我国的专利质量有待提高，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有效专利共计222万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56万件，占25.5%；在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中，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为46.5%和39.2%；而发明专利比重相对较低，只有14.2%。这说明，我国的技术引进多、消化吸收少，跟踪模仿多、原始创新少，仍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2、企业缺乏创新动力

　　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比较差。2011年，中国共授权发明专利17.2万件，其中34%为企业拥有，达5.8万多件；另一方面，2011年，中国研发经费中，企业投入占到了76%。中国企业以超过四分之三的研发投入，只取得了三分之一的专利授权量，典型的研发投入与产出不对等，反应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同时也表明，大量授权专利来自于学术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国有企业提升更快。据台湾学者胡美智对中国创新能力的研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原本很弱的大陆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很快就超过了拥有众多大型研发机构的国有企业，而后者则多年来保持非常平缓的发展。

　　汤森路透自2011年起评选全球创新企业百强， 2012年的排行榜中，美国名列榜首，共47家企业，亚洲32家企业，日本25家，韩国7家。欧洲则有 21 家机构入选，其中法国最多，达到了13 家。在这些公司中，苹果、微软、三星、谷歌、惠普、IBM及摩托罗拉等都榜上有名。可是，中国连续两年无一家企业上榜。中国的华为，尽管在2012年上半年超越爱立信，以106亿美元的年度销售额成为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但仍然无缘创新上榜企业。可见，中国专利数量虽在增加，但专利数量与质量不匹配，与入榜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海外专利申请或获批数量过少，专利影响力不足。

　　我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有些企业在科技投入上的数据令人汗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全国开展R&D活动的工业企业36387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8.5%，从R&D投入强度看，2009年工业企业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的0.7%，其中，大中型企业R&D投入强度为0.96%，84%的小企业研发投入为0。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由于常年在低端市场血拼，加上过去有要素成本低的竞争优势，长期沉迷于“山寨版”，包装一下就以为是引进、消化、吸收，实质上是缺乏创新的动力。在西方工业国家，公司用于研发的费用往往占利润的3%以上，苹果公司甚至为8-10%，而中国公司的平均值是1%。2011年，中国企业平均研发投入超过3%的城市只有深圳。因为对创新者的产权保护不够，山寨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创新者的私人收益率不高，所以我国的企业在创新研发方面的投资动力不足。

　　3、科技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市场价值。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80%，我国只有20%，其中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发达国家科技对GDP的贡献通常高达80%，我国是21%。我国有太多的科研成果躺在实验室，成了科研院、所的“陈列品”。

　　我国的企业大量地依靠引进技术、跟踪模仿，缺少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比如，江苏的数码相机产量占全国的90%，但一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两位作者在评价中国经济的新书《红桃皇后的奔跑》中称，像联想和百度这样知名的中国企业，不是在制造低成本的西方技术产品，就是将西方的创新技术加以改造来适应中国市场。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同时是制造业利润的小国。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能源和人力后，中国的某些加工型企业只能拿到“薄如刀片”的利润。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中国企业只能给外国企业代工、加工，长期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苹果在2011年销售全球17%的智能手机，却掠走75%的利润，三星拿走了20%的利润，号称手机生产制造王国的中国众“山寨”企业去瓜分剩余5%的利润。

　　在将专利发明转化为市场需求方面，日本与中国的情况大相径庭，据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统计，2011年世界知识产权盈利排行榜上，日本紧随美国居第二位，并且盈利额是排行第三位法国的1.7倍。日本的知识产权贸易主要由制造业、矿业的技术专利贸易和著作权交易两部分构成。2012年日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盈利创历史新高，达到9528亿日元，比2011年增加2成多。

　　事实上，我国承担探月工程、天宫和神舟对接、蛟龙探海等重大项目的科技集团，在完成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同时把技术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他们营业总收入70%左右来自民品市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以来，累计新增产值已超过11000亿元。现实问题在于，中国如何将闲置的专利用于生产之中造福于社会和大众？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低主要根源于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还不到位，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主导型的科研资源配置方式。我国科技投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科技资源短缺与科技资源浪费现象并存，属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目前我国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97%，而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为2%-3%，另一方面，我国科技投入中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比如，目前我国光伏产业有4000万千瓦的产能，国家能源局计划2013年继续增加1000万千瓦产能规模的投资，照此，3000万千瓦的产能需要自谋出路，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产能是过剩的。又如，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省份都有专门的动漫产业扶持政策，包括播出补贴等，这导致我国目前已有了20万分钟的动漫年产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但其质量不高，收视率低。

　　政府主导科技投入资金的分配使用是科技投入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科技创新的需求最终来自于市场需求，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认识上的有限理性，政府投资难以捕捉瞬息万变的投资需求。投资什么、投资多少，投资的方向、数量和结构只有通过市场和社会需求来“试错”地决定。其实，分散化的决策系统比权力集中的决策系统更加准确和灵活，投资主体越多元化，信息越充分，竞争越激烈，就越有利于科技投资的决定及其结构的优化。当前政府主导的科技投资体制行政色彩太浓，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其改革也非一蹴而就。

　　二是科技创新活动封闭分割。科技创新与企业研发分离。我国科学研究的资源大量集中于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作为基础科学的研究阵地，追求研究成果的尖端、前沿，对于市场需求不够灵敏，而大多数企业只注重单个技术的创新，缺乏对于科技创新成果的整合能力，但在当前“大科学研究” 时代，一个高科技产品往往需要整合成百甚至上千个专利发明。此外，科技经费多头管理、研究立项重复支持，各个研究主体各自为战，缺乏合作与协同，难以产生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这种体制很容易导致课题导向的增长，导致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甚至还会带来我国创新能力大提高的假象。

　　三、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

　　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是关于创新的各要素，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相互支持的框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此次科技体制改革将有别于以前的调整，以前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微观层次，而此次改革重在宏观层次，着力打造新的科研体制，构建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

　　1、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明确提出，“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是技术创新的实验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求我们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制，激发企业创新潜能，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2、完善政府的科技管理职能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科技体制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转变，这不仅涉及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在更深层次上还涉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惯性思维存在于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在科技领域，政府掌控的资源过多导致资源投入的效率递减，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变，应该将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市场。

　　诚然，政府和市场都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力量，都是配置科技资源的重要途径，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关系，清晰界定在科技创新中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界，对于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领域，政府可以发挥科研活动的组织核心作用，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的重大研究领域，政府要给予重点支持；对产业属性较强、市场前景明确的开发性研究领域，在推广应用方面，就要以市场为主。

　　3、组织创新与科技创新

　　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注重组织形式的创新。诺斯曾说过，从人类历史来看，导致技术创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规模，二是有效的产权。技术知识与组织知识同在产业革命中演进，先进的组织形式和产权结构有利于技术创新，技术变化得到大规模市场和更完善的产权制度的支持。除了技术本身之外，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来支持，产权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与研究开发投入的作用同等重要。

　　4、注重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协同创新

　　原始创新是创新力的关键，不断的创新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世界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长期依靠引进、模仿别国的先进技术，使得中国的企业总是缺少核心技术，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中国的企业只不过是代工厂、加工厂。将科技创新与经济联系起来，将创新活动与市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中国还需要一批优秀的企业家，需要一批集创新者与企业家一体的人才，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类创新型企业家。

　　中国的专利数量有了快速的提高，可是如何将这些分散的专利零件组装成“大象”？这就需要集成创新、协同创新。创新的最终成果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但是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涉及产、学、研多方的链式反应过程。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再到产品开发和设计制造，最终经过市场营销服务用户需求，形成规模经济，这是一个完整的创新链条。为此，中国必须走集成创新、协同创新之路，也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和模式创新，将大学、研究所、企业、金融、政府等不同创新主体协同起来，形成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完整的创新链条。■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刘　海